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792年，当以大英帝国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为团长的使团来到中国却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贫困中。为何如此？原因很简单。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新高，但人均下来，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

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最有力的证据。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一方面，人口繁庶历来是政治成绩和国家实力的最有力证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是最低。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

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英国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使团将大量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英国，“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而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得过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使团成员巴罗还发现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就现政权（清廷）而言，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于无形。”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那么中国文明是什么阶段呢？黑格尔说，是幼年。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在黑格尔之后，对中国的轻蔑成了欧洲声音的主流。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社2016年4月1版,2021年6月15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看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这是第五种。总阅读量第1507本。

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用三个部分讲述张宏杰从文学青年到历史中年之路。第一部分“大家们”，是启蒙作者写作的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如鲁迅、黄仁宇等，这些大家们的写作风格与思考方式至今影响着作者。第二部分“我的文学青年生涯”，记录作者如何从一名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位“职业作家”。第三部分“我与历史写作”，阐述了作者如何走向专业史学研究之路，并且记录这一路指导与引领他的老师们，包括戴逸、葛剑雄、秦晖等。

写戴逸老师，记他曾说：历史学者应该是通才。现在的高校文科专业分得太细。1949年前的北大没有那么多文科专业，就是历史、哲学、文学三样。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不能只看到只研究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事，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的学科，要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都感兴趣，这样才能对历史有一种宏观的全局性的眼光。因为历史本身是一个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完整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孤立的。

写葛剑雄老师讲课，就算是非常枯燥的内容，他也能讲得非常吸引人：“他讲课没有稿子，没有课件，时而站在讲台上，时而踱到讲台下，不看一眼教案，讲课如行云流水一般。他总是以具体事例来阐述理论，所讲事例，都鲜活生动。”

写秦晖老师讲课，“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将。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秦晖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做学问一定要有趣，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另一个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读书才是一件快乐的事。”

这样的老师，遇到靠造化。就算见不到本尊，能拜读大作也是幸事。就像佛经所说“经书所在之处，即如佛所在”。读了书，就像上了老师一学期的课。但就算是名校，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认真备课、讲课。“在复旦读博期间，我遇到很多讲课敷衍的老师。一开始我按着课程表，兴冲冲跑去听那些著名教授的课，但是大多数时候扫兴而归。”

大学里有多少讲课敷衍的老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现在中小学的老师相当部分很少读书，读也只是翻一翻相关部门指定推荐的应试书籍，甚至是不读书，更不要说跨学科和兴趣广泛。有自身原因，也有教育导向的原因。钱理群在《大家都不读书，是教育最大的问题》一文里说：“最可怕的事，是不读书的人在教书，不写作的人在教写作。教育是干什么的？老百姓有一个最朴实的说法：孩子上学，就是‘去读书’。读书，这就是关键；引导学生读书，是教育的根本职责。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家都不读书，老师不读书，学生也不读书；或者说，老师只读教学参考书，学生只读和应试有关的书，学校里完全没有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我每周一次在也闲书局与诸君的讲谈，想做的就是这个“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每次讲谈虽做不到“行云流水”，但亦力求“尽深情实意”，盼诸君能“领受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

张宏杰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东方出版社2018年9月1版1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读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是第四种。总阅读量第1506本。

《阿来六短篇》，六个以发生在机村的荒唐年代的荒唐事。

如《报纸》这篇，讲扎西东珠为了试试自己新弄到的鸟枪“团不团砂”——试试枪的准头，试试成团的铁砂射出去，在有效射程内会覆盖多大的面积，在村外，一叠从公社拿回村还没有打开过的报纸被当成靶子，放在了五十米开外的地方。扎西东珠对着报纸轰然就是一枪。

打中了。有人在翻动报纸，然后，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人同时发出一声惊叫。接着人群就轰然一声跑开了。夹在里面的一张报纸上，有幅领袖照片。铁砂子从这面穿进去，把领袖的下巴、额头和腮帮子都打坏了。

扎西东珠是第二天被带走的。警察骑着挎着一个车斗的三轮摩托来，宣布的两项罪名，一项叫反革命恶攻，一项是非法持有枪支。被带走后，回来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其它五篇，大抵如此。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静水深流。

阿来《阿来六短篇》，淘来九成新二手书，海豚出版社“短篇经典文库”系列皮面精装“六短篇”第九种，2016年1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05本。皮面精装“六短篇”现在就缺《甘露六短篇》就凑齐全套了。

1896年留着大胡子的奥匈帝国犹太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写了一本小书《犹太国》，印数寥寥三千册。然而这本书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

二战后，许多从纳粹大屠杀下幸存的下来的犹太人前往祖先的巴勒斯坦，并陆续组建了几大军事组织。以当时议会反对党领袖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伊尔贡”（意为“民族军队”），因领导人大多身受纳粹之害，多行事偏激；开国总理本-古里安领导的“哈加纳”（意为“防卫”）一派最为强大，行事风格也相对稳健。

伊尔贡和哈加纳又合作也有矛盾，甚至一度差点兵戎相见，但他们在关键时刻又能团结一致，贝京坚持“犹太人永远不能内战”，解散伊尔贡，以个人身份加入哈加纳，这才有了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

长约五十米、高约十八米的哭墙，是近两千年前犹太王国宫殿被罗马人拆毁后剩下的最后一段遗迹。犹太人世世代代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回到这堵墙下痛哭一场。如今梦想成真，犹太人收回了哭墙，却发现这个世界依然没有安全可言。

冯翔的《奔袭》，围绕1976年7月3日“恩德培行动”展开。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副标题（如果需要借此对内容做一个概要说明的话）也可以叫“恩德培行动始末”，或“内塔尼亚胡家族的崛起”，或“以色列现代国家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天”。

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以色列突击部队飞越三千五百公里，从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成功解救出一百多名人质的英勇；也不是行动间接导致乌干达第三任总统“吃人恶魔”阿明的垮台，而是在面对分歧时，以“永远的反对党领袖”贝京为代表的色列人的态度：

这不是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党派之争，这是一个最高级别的全国性问题。我们——反对党将支持政府为拯救犹太人的生命而做出的任何决定。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不管我们对各不相同的信仰持多么坚定的态度，不管我们之间的争论有多么刺耳喧嚣——依照议会民主制度，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表达意见。在专制的风暴中，我们需要这样的民主来克服障碍，通过考验；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越来越强大。

欲言又止，言尽于此，多说无益。

冯翔《奔袭》新星出版社2023年11月1版，2024年1月2印，签名本，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504本。

唐自安史之乱后，直至五代，坐拥强兵的封疆大吏，均成半独立的状态，每一个“大军阀集团”就是一个王国，手下有幕僚，有战将、士兵及其民众，有各项税收可作为军需粮饷。于是弱小的互相勾结，力图自保；强大的则并吞四邻，兵连祸结，频连征战，暗无天日。中央对他们视若无睹或充耳不闻，实际上是无能为力，听其自生自灭。

要是中央朝廷发生剧变，这些藩镇们初则采取骑墙主义，继即相机行动，如果连自己的地位也发生问题，那就没什么好商量的了，宣告独立，称王称帝起来。胜，则进兵京师，正式做起真皇帝；败，则开门投降，依然保有既得的地盘。这是藩镇们的循环老公式，像上元节看走马灯一样，总是那一套，了无新意。

五代的历史虽然短暂，仅有五十三年（907—960），但五代的士兵原就是“暴兵”，他们与古罗马时代皇帝从军中诞生，复由元老院追认，统统成为惯例，如出一辙。建立在“暴兵”枪杆上的政权，如不能满足其欲望，随时有覆亡的危险。因此这是一个封建制度完全解纽，所有的糜烂腐化均告“出清存货”的触目惊心的大时代，不少人在外表上乍看起来衣冠楚楚，满有点儿人样，其实大半是畜生，尤其是那些在上位、握大权，可以决人生死、予人荣辱的大角色。相反，那些胼手胝足的耕耘者、蚩蚩的生产者，倒保持其原有的“工匠模样与精神”，半点儿也不走样，并充分地发挥出人性深处的优良品格。

这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公忠与奸佞、黑与白、是与非、人与兽、贪墨与廉洁、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时代，也即欧阳修说的“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凡能保存其精灵秀气而不堕人性、品德的，大抵是升华；凡为物质利欲熏心、麻痹、腐蚀的莫不沉沦。

五代十国史普及读物，李奕定《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天地出版社2020年11月1版，2023年12月第28印。总阅读量第1503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