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ac带来了周末整理的目标大学和专业介绍，以及报考要求。我们讨论分析后，根据这些要求对四月的内容做了调整。

大卫•科尔比的《芬兰史》，不知道是原文如此还是译文佶屈聱牙，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句子要读两三遍才大致明白，徒增阅读难度但又找不到更好的版本。约翰·亨·伍里宁的《芬兰史》，武汉大学译本在1973年后就没有再版。与Isaac讨论下来，无论如何还是先跑一遍再说。另，欧洲史的进度也要加快，一个月要完成50万字的阅读、资料查询和笔记整理。50万字，如果是写得不错，文字顺畅的小说，不过是两三天的阅读量；但如果是专业学者撰写的严谨学术著作，挑战就很大。

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芬兰的资料如此有限，或许未来你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说。1917年独立，这么年轻的国家，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贫穷落后一跃而成世界上的高度发达国家，它做对了什么？看世界人均年阅读量排行榜，会发现一个规律，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基本上都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是因为国家发达、收入高、生活悠闲幸福指数高了所以读书的人多了？还是因为读书的人多，书也读得多，所以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之一？还是有更多更复杂的原因？

“我猜是因为教育。”Isaac说。

“我们对誉为‘世界最好’的芬兰教育充满了好奇，国内各个社交媒体上对芬兰教育的各种分析也褒贬不一，并且似乎都有可靠的来源，如果你去到那里，进入其中，或许会有较直观和准确的判断。不论国家还是文明，从历史发展和互相欣赏的角度，而不是简单去做孰优孰劣的比较，会发现更多，收获更多。”

今天的对谈，还涉及到“乌合之众”与独立思考，人是否一定要合群以及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等。他的同龄人在学校里为了掌握一个知识点在重复刷题，我们在学校外讨论关于教育有多少种可能性，如果人生和教育真的有“起跑线”的话，父母的认知就是一个家庭的起跑线和天花板。我还是那个观点，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认知的不同。认知不是学历不是知识，而是智识。没有智识，一个人拥有再高的学历也只不过是一个知识的容器。说到这个容器，AI已经超越了所有人，再去以学历或占有知识的多寡来作为受教育程度的标准，毫无意义。

我倒是见过一些行走的知识容器，大容器。

诸君都提出了好问题。例如：斯图尔特为什么要孤身踏上冒险之路？这条路充满了不确定，甚至危险，并且最后的开放式结局，也和大家从小读到大的王子和公主终于幸福生活在一起，或者坏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再或者正义最终得到伸张的大快人心的结局不同，没有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最终，经过讨论得出了答案，并从书中找到了“文本证据”——寻找自己的幸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其实也是走在这条在不确定中寻找幸福的道路上。

斯图尔特的寻找之旅，经历了很多事，其中一天还为一位生病的老师代了一天课。“各位如何评价斯图尔特这一天的课？”这也是最为贴近诸君日常的问题。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有说一般的，我请持三种观点者说明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一般又是怎么个一般。说明后，没有人改变自己的观点，很好。坚持自己的观点，是自信的表现。这无关对错。

每次写作环节，都有学者有不会写的字词。基本上不会从我这里直接得到答案，只请他用近义词、同义词或者反义词来完成这个表达，或者请教别人，或者通过电子产品查询。这不但可以加强合作，加深理解和写作，还能消除“老师”这个身份的“权威”。大家都是学习者。在AI时代，提出问题和合作探索更为重要，老师如果只是作为知识的容器而存在，将会被迅速淘汰。孩子才是与AI共生的一代，才是AI初生代人，AI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需要学会的是使用AI甚至驾驭它，而不是被AI操控。

随着这门课的推进，诸君的阅读速度、提出问题、对文本的理解和解读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原计划两个月半读完的《精灵鼠小弟》，提前一个月完成。今天将E.B.怀特“三部曲”的第三本《夏洛的网》给到了诸君。按照这个速度，这个学期极有可能完成四本书，也即是教学计划两倍的整本阅读和写作训练。

末了，问诸君是否在月考中进行了开放式结局的写作实践，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原因是老师不允许，要求作文必须要有确定的结尾。唏嘘不已。开放式结局，是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的语文写作训练都涉及到的一种重要写作手法，但或许只是因为这种写作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习惯了凡事都要有一个“确定”结果的人们觉得无法去衡量和评估，所以将之摒弃。在知途人文，我做的就是“包含但不限于”，因为我确定的是，只有“不确定”才是意义所在，不论是生活还是人生。什么都确定的人生，必定索然无味。

本周作业除了作业单上老三样，还多了一项：

一、阅读E.B.怀特《精灵鼠小弟》第十三至十五章（P.118—P.153），将不认识的字查到读音和字义后在本子上抄写三遍。

二、准备至少一个基于《精灵鼠小弟》整本书的问题写在本子上，在下次课上与同学讨论。问题应是具有思考性的、非唯一“标准答案”的“为什么”的问题，而不是直接来自于文本的“是什么”的问题。

三、电话公司的修理工人对斯图尔特前进的方向，给出了好几个结果都不确定的建议。斯特尔特选择了向北，他为什么会感觉到，自己“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将你的答案在本子上写下来，于下次课交给老师。

四、阅读《夏洛的网》至少三章。

下周清明节，所以今天从韩翃的《寒食》开始。讲了清明前寒食节的来源说法一二种，我不怎么靠谱的推断一种，韩翃与柳氏的故事和飞花令就得名于“春城无处不飞花”。下午借“寒食东风御柳斜”，与学者们重温了印度洋西南季风和太平洋东南季风。有学者从柳丝与雨想到了蓑衣，就再借“孤舟蓑笠翁”句，重温了“平上去入”古音四声，以及柳宗元《江雪》这首简单到诸位学者都不屑回顾的诗，其实压的是入声韵。也就是说，从一年级学这首诗到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读错韵了。“千山鸟飞绝”，“绝”字是入声字，所以不念“jué”而念“juè”；“万径人踪灭”，“灭”字也是入声字；“独钓寒江雪”，“雪”字入声，不应念“xuě”，而应念“xuè”。

飞花令的“花”字令，有学者说在来也闲的路上都在准备，可还是到这个环节就大脑一片空白，一首也想不起来。这就和“声律启蒙”、对对子一样，是个慢活，还是得慢慢来才会比较快。

一到清明节，国人多知道“清明时节雨纷纷”杜牧的《清明》，但今天带过这首，另讲了一阕词，秦观《江城子·清明天气醉游郎》。讲之前，先请诸学者试着断句，顺带说了文言古诗词断句的“句读”，从也闲书局墙上取了一叶明版《资治通鉴》给诸位看古籍是什么样，在没有现代标点符号时怎样通过句读来读文章诗词。又，诗词原是要拿来唱的，有的人说自己唱歌不好就说五音不全，这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上午建议学者有机会去向会古琴的老师学几首古曲，就知道五音的特点了，说是说不清楚的。学者们让放一首五音的古曲来听，我没带蓝牙音箱，就说给大家清唱几句吧，说着挽起袖子，《阳关三叠》都到嘴边了，结果大家没兴趣。随缘，随缘。

《声律启蒙》“冬”韵后，照例对课。我出的上联“十亩田园烟霞老”，化自弘一大师《照红词客介香梦词人属题采菊图为赋二十八字》中“田园十亩烟霞老”。今日诸君佳作不多。我的下联是“千里江山锦绣新”，“锦绣”化自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花纹交错是为锦绣。虽工不雅，甚至是太俗，也不佳。人生有尽，求知无穷，忽高忽低，都是常态。

“苏格拉底的广场”和创意写作，在上午高小班以月为单位循环，下午初中班是交错进行。下午的学者认为“世上最恶心的考试就是周考和月考。每到月考周，都会感到很紧张，提心吊胆，压力很大。”由此我们展开讨论：学习需要考试吗？这是关于学习终极目的的讨论。为了什么而学？是为了考试和分数还是什么。

主题“周召共和”，《史记·周本纪》文本进展颇为顺利。从去年的一人一句又蒙又猜开始到现在，已似乎渐渐让诸学者对文言文不再那么因惧生厌了。遇到较难的句子，学者互相鼓励说不要怕犯错，不犯错就不会有收获。甚慰。这才是学习的态度。“Anyone who has never made a mistake has never tried anything new.”本周课题：公民的公共事务——中西共和比较。

一天讲谈结束，离开也闲书局时购书一本，冉正万中篇小说集《图云关》签名钤印本。回家地铁上翻开发现，三篇中《南门桥》一篇在昨天读过的《洪边门》中已收。

到地铁终点站，细雨濛濛。倒车回家路上问女儿对今天讲谈的评价，“95分嘛，还不错哦。讨论的环节依旧是最棒的。”“苏格拉底的广场”的讨论环节，上午旁听的家长也提出了建议，希望与当下实事的联系更紧密些，能让诸位学者了解到世界的另一端在同时发生什么，人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也觉得这个很好，尺度可以在过程中摸索把握。安排！

加也闲谈的七年级学者Tiffany，按照每周一更的节奏，推出了她的奇幻故事《波斯猫》第一季第二集《永生之门》。这个系列故事，起源于一个月前某次讲谈的一次创意写作。

上一集《试炼の章》结尾，黑色的波斯猫宣布Tiffany成为“守夜人”的那一刻，书架上的书，都在书脊上睁开了琥珀色的猫眼。这一集，Tiffany继续她关于“选择”的奇幻冒险——

我站在书架之间，掌心的烙印还在沁出冰蓝的液体，黑猫在耳边低语：“真正的选择现在开始。”它用尾巴指向书架之间不知何时出现的两扇门，一扇是木门，通往现实；一扇是青铜门，通往未知的永恒。

我走向了木门，门后是原来生活的世界；我又走向青铜门，门后是无尽的书架，看不到头，架上书的书脊上同样是琥珀色的猫眼。黑猫跳上我的肩头：“这扇门后是所有未完成的故事的归宿，你可以选择成为这里的守护者，继续书写那些早已被世人遗忘的故事。”

我回头看了看那扇木门，透过门缝，我能看到晨光洒在熟悉的街道上，行人匆匆而过，生活如常。当我转头看向青铜门时，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涌上心头，门后无数的故事在呼唤我，只要我选择了这扇门，就能获得永生。

“如果选择这扇门，你将不再存在于现实世界，永远成为这些故事的守护者。‘你’将化为文字，成为历史中最伟大、神秘的人。”黑猫的话让我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如果选择了木门，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将不复存在，只留下手掌上的猫形烙印，成为名义上的“守夜人”；如果选择了青铜门，那我将是神一样的存在，手中掌握无尽的知识与生命，只是再也无法回到现实，见到我的亲人、朋友……

两扇门的选择，让我想到《黑客帝国》里，主人公尼奥面临的墨菲斯选择：吞下蓝色药丸，继续活在当下的美好幻象中；吞下红色药丸，看清自己活在一个由机器制造的虚拟世界，真实的身体正泡在黏液池里作为生物电池的真相，并加入锡安的人类反抗军，成为真正的“人”。

Tiffany最终会选择哪一扇门？是留在这个“现实世界”还是选择永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这不只是一个奇幻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现实的寓言——AI时代，是选择成为在虚拟世界中无所不能大杀四方的“神”，还是在现实中做一个平凡但绝不平庸的“人”？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真实存在吗？

在我看来，也闲书局的每次讲谈，对参与者来说也是选择——只是不知道这个选择对他们来说是红色还是蓝色药丸——而我选择一次一次在时间里撒下各种“种子”。这些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芽？不知道。最终会长成什么？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埋下了种子，终有一天，花会成花，树会成树。

“斯巴达三百勇士是真的只有三百人吗？”我接过Isaac递过来的手机，汉斯·德尔布吕克的《战争艺术史》，他正读到关于温泉关战役的章节。天气不错，25℃，早上的阳光柔和，花开满眼，我们就在也闲书局门口的公共休息区，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希波战争开始今天的对谈。

Isaac说，关于温泉关战役的人数，书里有这么个数字，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薛西斯率领420万大军进入希腊，包括辎重部队在内。

我说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之父”，他的《历史》这本书有时间感兴趣可以也去看看。不过420万人这数字后面不是在传抄时多了一个“0”，就是希罗多德弄错了。以两河流域到雅典的距离，420万人的军队长度，前锋已经在温泉关与希腊城邦中最强的陆战士斯巴达人开战了，最后一支队伍还在幼发拉底河的河边没有开拔。并且以当时波斯帝国的人口、农业和经济，绝对支撑不起这样一支军队。

“确实是这样的”，Isaac说着翻到“史籍记载中的希腊兵力”一节：只要材料允许，军事史研究最好就从兵力大小入手。兵力大小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仅是相对强弱（或者兵力大的一方因此得胜，或者兵力小的一方凭借勇气和将道而抵消了弱势），绝对数目同样重要。同样是行军，1000人组织起来很容易，1万人就是不小的成就，5万人简直是艺术，10万人则是绝无可能。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后勤给养在战略中的意义也会加重。因此，如果对军队规模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如果不批判性地看待历史记录，探究事件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方面，无数错误观念依然在流传。人数记载被单纯沿用，却没有意识到从中会得出何种结论。

哟！一不小心还考上我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希腊在巴尔干半岛，作为希腊城邦中重要的战士城邦，斯巴达在哪里？”我问。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

“指出来。”我摊开欧洲地图，Isaac准确指出了半岛的位置。干得漂亮。

我赞同布罗代尔“没有地理，便没有历史”的观点，甚至有时我会表述为“地理是历史之父”，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背包里总有一本《世界地图册》，讲谈的固定场所一定要有地图的原因。历史决定的是时间的纵深和思维的深度，而地理决定了空间的延伸和视野的广度。捋清地理，才有可能理解诸多历史大事件的根源、节点与结果，也即是回答了为什么当时只能那样，为什么现在是这样。有趣的是，历史学有“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分支，地理学却没有“地理历史学”。

在地图上，从地中海到美洲，Isaac给我看2026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已经提前晋级的七个国家名单，亚洲有日本，中国还是尾巴龙，小组最后一名。“怎么样？终于听劝不看国足了吧？”我笑说。作为球迷，Isaac和我每次见面都会聊足球。

“我也没想到啊，24年换了20个主帅，不过那个谁还不错”Isaac说。

“20年前是这样，再过20年，还会是这样。主帅都是好的，也有个人能力不错的球员，但国足踢的不是足球，所以再厉害的球员和教练都没用。话说，芬兰的足球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弱很多，是不是因为有一半的领土在北极圈内，一年有八个月冰天雪地踢不了球有关？《芬兰史》的进度如何？”

芬兰也是每次都会涉及的话题。

“芬兰的足球不太行和纬度有没有关、有多大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不过芬兰这个国家确实是一个传奇。”Isaac翻开《芬兰史》，读了这一段：芬兰完全可以称得上现代史上巨大成功的传奇之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芬兰从欧洲北部边缘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变成今日欧洲联盟内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一经历令人瞩目，但绝非一帆风顺……

我们都有一个好奇：芬兰做对了什么？每次对谈都是鲜活的历史。在历史中，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是在同时发生而不是静止的，尤其是在全球化和AI时代的今天，这种“命运共同”并不取决于我们身处中国落后地区的西南省份，还是在北欧莽莽赤松林中。

离开也闲书局时，购书一本，冉正万签名本中短篇小说集《洪边门》。回家的地铁上翻了二十几页。想起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人均GDP似乎与人均年阅读量成正比，二者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吗？还是只是巧合？

十分钟，大部分人能完成什么样的写作？一条20个字以内，由没有实际意义的形容词堆砌的社交媒体情绪文案？或是一条由“呵呵呵哈哈哈”罐头笑声填充的短视频后面“俺也一样”再加个表情的评论？再或者是不到100个字用空格代替所有标点符号让人读了不知所云的“自说自话”？

上周六下午，讲谈的学者J.J和奥地利作家米拉·洛贝在也闲书局，用10分钟时间，联手创作了这个新故事的开头——

“露朵，怎么了？”

露朵没有回答汉斯，泪珠滴落到桌面的纸板上，形成了一个小水洼。

“露朵，”汉斯再一次问道，“到底怎么了？”说着，他把本子收进书包，并在妹妹身边坐了下来。

“哦，哥哥，真抱歉，妈妈走前送给我的项链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有人偷走了它，还是我将它弄丢了。”露朵眼中闪着泪，纸板上的小水洼大了一圈。

“啊，不见了吗？那真是个不幸的消息。”汉斯看着妹妹，他的瞳孔是蓝色的。“不过，项链上的宝石在夜晚会发光，我们两个人的项链靠得越近，光的颜色就会从浅蓝变化为深蓝。现在还是假期，想一起去找找吗？”

米拉·洛贝是奥地利儿童文学作家，1913年出生于德国，于1995年去世。

J.J是贵阳某中学七年级学生。

这个新故事的前三句，来自米拉·洛贝获奥地利青少年文学奖的作品《动物大逃亡》，后续是J.J续写。
“妈妈走前留下的项链”，妈妈去了哪里？她为什么要抛下一双儿女离开？她是过世了吗？消失的项链如果是被人偷走了，是谁偷的？如果是弄丢了，露朵去过哪里？露朵的项链是妈妈送给她的，那汉斯的项链是谁给他的？汉斯蓝色的瞳孔，哥哥和妹妹两条会发出蓝光的宝石项链，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爸爸去哪儿了？这是一个奇幻故事吗……

一个短短的开头，竟然埋下了这么多的伏笔和悬念，这样的续写与原作相比，毫不逊色，让我忍不住在文后留言催更。

去年7月，在也闲书局“当阅读与写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分享活动上，与局座大人秋蚂蚱聊到写作与作文，我说写作不等于作文，写作高于作文，写作是能力的培养，作文是能力的检测。当一个人会写作了，考试的作文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只需要调整好心态，调伏内心的抗拒和排斥，根据题目的要求去完成就好——毕竟吃惯了真正用心烹制的健康美食，怎么咽得下作文这道工业化的预制菜？‌

最高温度27℃，惠风和畅，春光大好，Citywalk与Isaac同行的两个目的地是黔灵西路31号和陕西路166号，因为我们共读《Christendom Destroyed: Europe 1517 – 1648》的缘故。

路过中华北路76号的毛公馆，想给Isaac说说这座省级文保单位的前主人，民国时期贵州省主席毛光翔，但一看到被临时隔板围起来，正在翻修的狼藉工地，顿觉索然无味。作罢。即将出现的又是一座崭新的“文物”，而真正的文物往往因太“旧”被拆毁。“一座城市没有历史遗迹的记忆，就没有灵魂，愧对后人。”迟子建在一次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黔灵西路31号，刚一进门，就有两位“弟兄”迎上来，热情介绍宣传栏里的内容和故事。原计划的任务清单里有访谈，但Isaac还没有准备好与陌生人对话（我们I人要走出新一步都需要酝酿很久），我就向两位请教：Catholicism、Orthodox Catholic Church和Protestantism都出自同一处，但又不同，对我们门外者来说，三者的区别在哪里？

一位自称信了40年的“弟兄”滔滔不绝，但多是那个不好在哪里这个好处在哪里的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像极了一位极力在向我们推销“信”的地推员，内里有一群奶奶在学唱歌，但他让我们想静静感受一下这种环境和氛围而不得，只得匆匆别过。

陕西路166号，这里对游客就友好得多，开放参观、拍照，并有义工接待、讲解。我同样问了三者的区别，一位自称信了七年的义工说自己讲不清楚，但给我们解答了标记的不同和含义，并介绍了几尊塑像都是什么人物。翻开桌上的《Holy Bible》，最后几页是西亚和地中海东岸不同历史时期的几张地图。从两河流域到埃及，从波斯到罗马强盛时期将地中海变成了内海，与Isaac从地理到历史又探讨了一下，说如果头脑里没有地理和历史的时空概念，就算世界在眼前，很多人也不知道世界在哪里，还以为是在遥远的某一个地方。又问义工彩色玻璃的玫瑰窗是不是Catholicism特有，她也说自己不清楚。虽然她能回答的不多，但诚实。全程有一名自称是附近居民但对这里一无所知的油腻男子，总是提出一些毫无常识的问题打断我们的对话，并与我们在这小小的地方多次“偶遇”，让我觉得他是plainclothes。他太醒目了。

离开时，看到院子里晒着的床单被套，想到义工多次强调这里要注重仪容仪表，又想到热情的“弟兄”，或许这就是祂的无处不在吧？！

在和平路小广场长椅上休息，Isaac给了我一本已没再版的商务印书馆“世界历史文库”丛书之一种，2013年8月1版1印的《芬兰史》。我们要读的书有点多，就讨论了取舍和排序，《Christendom Destroyed: Europe 1517 – 1648》继续推进不变，是第一优先项；《芬兰史》成为第二优先项，其余就自由阅读。芬兰作家阿托·帕西林纳的《遇见野兔的那一年》我读完了，“但估计你不感兴趣，因为是一个中年男人寻找自由和回归自我的故事。”我对Isaac说。他手机里，在读和待读的书，各种类大部头十余本，感慨时间不够用。

午餐一起嗦辣鸡面，继续和Isaac聊他的运动计划和中国队在这次世界杯的表现。重回街头，他说要走回去，甚好。我们又边走边聊，在沙河街分手，他继续向东，我向北去地铁站。愉快的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