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没有得到足够的滋养支撑不了这具肉身的存在时，那感觉就像一天没有进食引起的汗出如浆、四肢瘫软、两耳轰鸣、思维停顿的低血糖反应。这时在口里含了一块巧克力，想吃快点使症状迅速得到缓解，但又舍不得让它融化太快使得这片刻的美好太快消逝。这块巧克力就是黑塞的《荒原狼》，想一口气读完又舍不得读完。这种阅读的巧克力感在读《悉达多》时也没有过。

继续读《荒原狼》，《哈里·哈勒的笔记》中的独白简直就是我的日常白描，以至于终于、突然明白，我这26年的职业生涯的前19年“尝试过的事情、换过的工作不计其数”（太座语），而竟然在幸福学堂今年已是第八年，并任教过从四年级到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阅读写作、摄影、游学、基础经济学、中文经典、社会实践等学科以及自媒体编辑和图书管理员等同样“不计其数”工种的自我深层次原因：

“白日逝去了，如往日那般逝去了。我消耗了它，以我粗疏羞怯的生活艺术，温柔地耗尽了它。我工作了几小时，翻阅了几本旧书，忍受了两小时上了年岁的人才有的疼痛；我吃了药，并为药物蒙蔽了疼痛而感到高兴；我练习了呼吸，又偷懒省去思维练习；我散步一小时，发现了绘于空中的几簇羽毛状云朵，它们美妙精致、珍贵难得，我惬意得如同读旧书。但是——总体而言——这一天既不令人心醉，亦不光彩照人。它并非幸福喜悦的一天，而是长久以来，我早已习惯的庸常一天：一个不满意的老男人的不温不火、不好不坏，适度愉快又尚可忍受的一天。没有特别的痛、特别的忧，没有实际的苦，也没有绝望。这样的一天，我既不激动，亦无恐慌，而是中肯平静地思考着：是否到了像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一样，用剃刀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

“谁若品尝过另一种不幸日子的滋味：痛风发作，抑或那些灵魂死去的日子，那些内心空虚绝望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身处被毁坏的、被榨干的土地上，人类社会和所谓文明，朝你龇牙咧嘴，步步为营，毫不松懈地将你那患病的“我”，逼向难以负荷的绝境——谁若品尝过这种地狱般的日子，谁就会对今天这庸常又不好不坏的一天感到格外满意。他会感激地坐在温暖的壁炉边，感激地阅读晨报并确信：今天既没有爆发战争，也没有建立新的独裁政权，政界商界没有曝光肮脏的丑闻。他会感激地为那把生锈的古琴校音，随后弹奏一曲适度欢快又带有近乎消遣意味的赞美诗。这首赞美诗让那位温柔安静、被溴液麻醉的似是而非的满意之神倍感无聊。在这种温吞的气氛中，在这种令人满意的无聊中，这两位——频频点头又似是而非的神，花白头发、吟诵赞美诗的似是而非的人，同样心怀感激又无痛无苦。他们相像得如同一对孪生兄弟。

“心神满意，无痛无苦，度过可以忍受的平庸一日是件好事。疼痛和欲望在这种日子都不敢大声喊叫。一切都轻言细语，踮足而行。只可惜，对于这种满足，我恰恰无法忍受。没过多久，我就会在难以为继中仇恨它，憎恶它。我满怀绝望，一心想逃往别处，尽可能逃向欲望，必要时逃向痛苦。当我在既无欲望亦无痛苦的片刻，在寡淡无味又不温不火的所谓好日子里呼吸时，我幼稚的灵魂中便生腾出剧烈的悲苦和愁闷，我甚至想将那生锈的弹奏赞美诗和感恩曲的琴，仍向昏睡的满意之神，扔向他那张心满意足的脸。我宁愿忍受恶魔般的痛焚烧我的心，也不愿意浸淫在这宜人的室温中。不消一会儿，我心中就会燃起对强烈情感和灼热之物的原始欲望，燃起对这种了无生气、平庸乏味、被阉割的标准化生活的怒火。我疯狂地想去毁坏、去粉碎，因为我所诅咒的、最为厌恶的，首先是这种市民气的满足、健康和惬意，这种精心维护的乐观，这种被滋养驯化的中庸和庸常。

……

“在我们过的这种心满意足的日子里，在市民气十足又精神匮乏的时代中，在眼下这些建筑、这些店铺里，在政治家和人群中，要捕获神的踪迹多么困难！我怎能不做一匹荒原狼，一个可怜的遁世者。世人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世人的欢乐不是我的欢乐。我无法理解，人们在拥挤的列车和旅馆，在嘈杂又充斥粗鲁音乐的咖啡馆，在优雅的奢华城市酒吧和戏院，究竟能找到什么乐子——成千上万人追逐的快活，或许我也可以去追逐，但我无法分享。与之相反，我经历的为数不多的快乐，那些愉悦、狂喜、巅峰体验，世人或许最多在文艺作品中见识过、寻觅过、热爱过。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必定认为那不合常理、荒诞不经。确实，如果世人是对的，如果大众娱乐是对的，那我就是错的，我就是疯子。我就如我时常自诩的一样，是匹真正的荒原狼，一头迷失在它无法理解又深感陌生的世界中的野兽。”

昨天完成了教育局要求的八年级下册和九年级下册的历史教案二次备课和反思，并通过了苟老师的审阅。前天还完成了七年级下册的历史和生物教案。两天四科，这个学期的任务突击完成，只是手酸腰痛，肩周炎和腱鞘炎差点又发作。再不想做也要做的事，无论多不想面对也要面对的问题，不如迅速开始，全力以赴，尽早结束，得大欢喜。

前晚开始读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和凯撒的《高卢战记》，一本在桌上和书包里，一本在枕头边。一翻开《荒原狼》就发现，这会是一本读得很慢的书，比《悉达多》还要慢，因为小说里的主角“荒原狼”，不论其外在形象还是言行举止，都能从黑塞笔下看到我的影子：

荒原狼是个年近五十的男人（正是我现在的年龄），生性喜静，带着两口箱子和一只大书箱。他与人交往并不在行，孤僻无人能及（与某些我不愿与之打交道的人来说，确实如此）。他的确如他时而自称的一样，是匹荒原狼：本性陌异，狂野，羞怯，甚至十分羞怯，来自一个较之普遍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也仅只是没有自称“荒原狼”而已）。他的步态疲惫拖沓，和棱角分明的侧脸以及说话时奔放的腔调极不相称，腿脚不好让他举步维艰（这像极了痛风发作时的我）。他很客气，也算友善，但在周身却洋溢着拘谨的，令人不快的，充满敌意的气息（对来打扰我的人，就想说：“莫挨老子，老子要读书，有话赶紧讲。”）。想在这座城市住几个月，跑几家图书馆，参观一些古迹（我的旅行也是逛书店，尤其是独立书店和旧书店，参观博物馆和老街巷）。起居室内到处是书，不仅塞满了书柜，还遍布桌子、精美的写字柜、长沙发、椅子和地板。书里夹的便签时常更换。他的书越来越多，因为他不仅从图书馆整包地背回来，还时常收到邮局的包裹。只是他的绝大部分书籍并非学术著作，而是各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客厅就是这样，到处都是书，连我的床头柜上也摞了近百本书，并且时不时也收到也闲书局快递来的书，当然这些书中学术著作也不多）。对于他的出现，时至今日，我仍认为除了荒原狼外，没有更适合他的称谓。一匹闯入城市，迷失在牧群生活中的荒原狼——没有其他形象更能强有力地概括他——他的羞怯孤独，他的野性躁动，他的乡愁，他的无家可归（我的口头禅和行动宗旨就是“做好自己”，并常常与周边的环境和人事格格不入）。

微信收到太座大人发来一条信息：“萨特曾经说，你眼中的你不是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自己。”这句好。但我觉得不像是萨特说的，或许应该是在黑塞的《悉达多》里。《悉达多》曾经在两年时间里读了两遍，没读懂，现在还记得的只有一二碎片。等看完第一遍《荒原狼》，再看一遍《悉达多》。都好看。

以前，田野调查包括搭乘一艘驶往远方的慢船，到达异域之地，然后用上一年左右的时间与蛇搏斗，对抗孤独，直至搜集到足够的数据或患上严重的疟疾，最后重返家园。人类学家想要研究的民族并无书面记录，因此田野调查是了解他们的唯一方式。田野调查最初是一种必需品，而到了现在，它已经成为人类学了解文化不可或缺的方式。而且，现在每个人的文化都可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课题，因此田野调查无处不在，其历时或长或短。（约翰•奥莫亨德罗《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翻完《喜马拉雅的人与神》，一本关于西藏的人类学、历史、文化、宗教学术研究论文集。这本书的作者写的是图齐等，其实图齐只是其中作者之一，并且文章仅只《<西藏画卷>导言》一篇两三千字，这样的操作应该是因为书里收录论文的诸多学者中，图齐是对中国人来说最为知名的缘故。如果遵照事实将作者标注为所占篇幅最大的《西藏传说及民间故事中的乐器》作者美国学者彼得·克罗斯里-霍兰德，或者《西藏的民俗文化》和《北宋时期河西的藏族部落与佛教》的作者印度学者群沛·诺尔布，那么我也不会读到这本书，因为这两位对我来说完全没听过。不过这样的操作倒是与因建构以客观民族志记载田野调查研究成果的方式，并开创最早的社会人类学课程，被称为民族志之父的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民族志田野调查“理解土著的观点以及他们与生活的关系，并认识他们对世界的愿景”的目标相符。

大卫·艾宾豪斯和麦克尔·温斯腾在1978—1979年合著的《藏族的瑟珠》，从历史、工艺、图案、鉴别、文化背景、价格、表面特征、仿制品等方面对瑟珠，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天珠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分析，并做出了中肯的“暂时的结论”。这应该是较早对藏族天珠严谨的学术分析。不过抖音和小红书的文玩播主们只会不断重复那几句没来由的，对藏人的习俗和信仰毫无尊重的自以为是的解读，以及借华人世界中最广为人知的佛教徒明星李连杰据传曾以近九位数的高价购入一粒天珠的故事，并展示李连杰佩戴据说是那粒天价天珠出席公共活动的照片来炒作，以求撞到一位多金且缺乏常识的买家。只要卖出一粒天珠他们成功了，因为造假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低到在售价中所占比例可以忽略不计，当中的利润实在是太高。不论是直播在藏区一线收货的播主，还是追着看播主与藏民收货艰辛和砍价历程表演的文玩爱好者，他们都是没有时间读书的，更没有想到关于天珠的学术性知识不是来自于珠宝界人士，而是喜欢四处旅行的人类学者——所谓的天珠，材质不过是人工蚀刻玛瑙，它的被尊崇和价值在于信仰。

这本书里，我最感兴趣的是群沛·诺尔布的《北宋时期河西的藏族部落与佛教》和著名藏学家法国学者R.A.石泰安的《<格萨尔王传>引言》。另在其它篇幅里也读到一些有趣的内容，如：

1774年，英国人乔治·波格尔到日喀则为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调查。他不仅受到班禅喇嘛的友好款待，还娶了一位藏族女子为妻并首次把土豆引入西藏。（[美]大卫·波纳维亚《西方人在西藏的早起活动》）

1865年，英国人开始秘密绘制西藏地图。经过训练的印度测绘间谍化妆成朝圣者或商人用念珠记录他们穿越西藏的步数，然后在夜晚进行计算。最著名的一位是纳恩·辛格，他测量了拉萨的经纬度和海拔高度，还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一直往西去探寻雅鲁藏布江的源头。（[美]大卫·波纳维亚《西方人在西藏的早起活动》）

在西藏，人们认为猫打鼾是在背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印度]群沛·诺尔布《西藏的民俗文化》）

很久没有读人类学方面的书了。读人类学的文章就像喝茶淡而绵长且回味悠长。曾经我的职业梦想就是成为一位人类学者。

《喜马拉雅的人与神》，中国藏学出版社“发现西藏书系”之一种，2012年2版2印，24万字，四折淘来七成新二手书。总阅读量第1438本。

《读闲书》这本闲书读下来一点都不闲。

仇鹿鸣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领域。所以这本闲书开始四篇都是关于上官婉儿墓志碑文的研究和发现，接着是《安史之乱的另一面》和《聂隐娘时代的魏博》，正好这个学期的语文讲唐史和唐诗，又得一点严肃且无用的知识以助谈资。

《未完成的转型：从金石学到石刻研究刍议》、《读者还是观众：石刻景观与中国中古政治》、《言词内外：碑的社会史研究试笔》，这学术随笔对我这个半吊子业余爱好者来说，写的就是学术，不是随笔。

除此之外，还得一收获：如果下个学期我还继续上语文，自编的《三近斋摭录》2.0教材要于“唐宋八大家”前面增加一个“唐传奇”的主题单元，暂定《柳毅传》和风尘三侠《虬髯客传》两篇。

仇鹿鸣在《后记》中写：“感谢父母从小到大的宽容，一直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爱好，支配业余时间，我至今仍怀念每年寒暑假跟父亲去学校图书馆借书的日子，尽管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图书馆实在没太多像样的书。正是这种宽容使我在历次升学表格的特长一栏中都能心安理得地填上一个大大的‘无’字，因为在很多教育制度的设计者眼中‘阅读’从来都不能算是一种特长。正如当下不能变现为论文注脚的阅读，似乎也正在变成一种奢侈。”历史没有如果，人生也没有如果，所以我没法想象如果我的阅读从小没有受到压制，不需要偷偷摸摸读课外书，如果能一直阅读自由，我将会拥有怎样的人生。想起十年前刚搬到现在的这个房子里，家具和书什么都还没有就位时，西西弗书店某创始人之一的X君看着我书房空落落的书架说，你也没有几本书嘛。当时这句话在我空空的脑袋里撞击回荡，直到读了几百本书后才渐渐绝响。到幸福学堂这七年，由于在语文、历史、地理、阅读、写作、游学、摄影各课程打酱油，每年阅读量都在百本左右，才渐渐不至于在课前手忙脚乱心慌慌，但每天上课前还是需要去一趟厕所缓解心理紧张引起的生理反应。颜群宇校长说我这是生怕自己知道和掌握的不够多，不够细，这是对知识的焦虑。他错了，我想告诉他这是求知欲，这是不放弃，这是不甘心、是自救，是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但随他去吧。我已经懒得去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更懒得去解释和说明。阅读就像呼吸，是一件公开而私密的事。“万物静观皆自得”，我只需要关注自己和享受当下，享受随着知道得越多越发现自己无知的这个探索发现“有”其实是“空”、“空”才是“有”的过程。

仇鹿鸣《读闲书》，浙江大学出版社“国内顶尖文史专家闲谈各自擅长领域”的“近思录”丛书之一种，2018年9月1版，2019年5月3印。总阅读量第1437本。

“当极度苦闷时，我经常反刍着以前的摄影经验聊以自慰。在杂志任职期间，摄影不但是我的工作、兴趣，更是一种生活。每天走在路上，周遭的人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一出戏。只要定神就能欣赏得很愉快，记录得很兴奋。”我在报纸和杂志工作期间，每天有六到八小时流连在街头拍照，风雨无阻，乐此不疲，摄影带给我的快乐一度让我感慨生命是如此的可爱，生活是如此的丰富。

“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昨天，太座大人问我余生除了西藏，还想去哪里走走看看。我想了想说台湾。他问为什么不是香港而是台湾，因为我们相遇相识在深圳，那里与香港只是一河之隔。我说香港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消费的地方，而台湾让我感觉那里更有文化。说到台湾更有“文化”，我脑子里跳出来的是侯孝贤、阮义忠、胡德夫、李宗盛、罗大佑、齐邦媛、王鼎钧和龙应台这几个名字。侯孝贤和阮义忠，是对我影像的影响；胡德夫、李宗盛和罗大佑是音乐的熏陶；齐邦媛、王鼎钧和龙应台是给我文字的滋养。一个地方、一段时光，与人产生联系、产生记忆的其实就是那时、那里的那些人。

“摄影很容易就会让初学者上手，聪明学生稍微使点力就有成就感；但瓶颈也来得快，绝大多数都是过不了关就放弃。看多了就不难明白，借摄影追求艺术成就容易失望，将摄影视为信仰方能长久……佛教慈济基金会创办人证严法师队‘宗教’二字的解释简明而宽广：‘宗’就是人生的宗旨，‘教’就是生活的教育。正信的宗教都是在启发人的善念，引导大众将利己之心转向利他的大爱。”

“人生在世，于任何阶段都应该有一个榜样。每个人因缘不同，效法的对象当然也不同，可最终的目的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做对自己有益的事叫自私，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才叫好。”

阮义忠《想见看见听见》，二折淘来，九成自然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36本。第一次读到阮义忠的书，是2015年的《人与土地》。第二本是上个月读完的《都市速写簿》。这是第三本他的摄影随笔集。

之前读过沈昌文（1931—2021）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和范用（1923—2010）的《相约在书店》、《买书琐记》。范、沈二人与三联书店，差不多就是小半部1949年后的中国出版史，并且沈昌文创办的《三联生活周刊》是我迄今还在读的两份杂志之一（另一杂志是《人物》），而范用编的《买书琐记》则开启了我读书话的新领域，并成为我最喜欢的阅读类型，也是我架上数量最多的书。现在的书话不止读中国的，也读外国的，又是一扇新门。对我来说，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是通向未知和可能的一道门、一扇窗。

枕上翻完二折淘来二十年前出版的，沈昌文在《读书》杂志做主编时，陆续发表“编后记”汇编的《阁楼人语》。想来这本书的前任主人不是爱书之人就是与沈公稍有渊源者，因为封面和书名页均有沈公签名。淘书这几年，总有如此意外收获。

《读书》创刊于1979年，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

吾少也贱，多能鄙事，故读书与思想是于我毫不沾边的。所以影响了几代人的《读书》，对我这个当年不读书也没书读的不良少年来说，毫无影响。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我而立之年后，读书那些人终于开始与我亲近，在近知天命之年渐渐不惑，也幸于家中辟得一屋以供奉我书架上的神明们。

沈昌文《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35本。

元的文明程度本来就远远不如宋，再加上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的建树和输出便都乏善可陈。明清两代更是闭关锁国，海上丝绸之路被自己切断，陆地上的商道则因成本太高和动荡不安而被废弃。明承元制，清承明制，都选择性地继承了不该继承的东西。帝国进入溃而不崩内部坍塌的时代，又岂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汉唐之辉煌，两宋之绚丽，再难一见。

欧洲文明的变化则是中心向西北方向转移。此前，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直到罗马公教与希腊正教对立之时，欧洲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地中海。然而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地中海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结果，基督教世界的西边一半虽然躲过了蒙古人的征服，却不得不面临伊斯兰扩张的凌厉攻势，大西洋西岸开始变成新的中心。此后，西方现代文明将在那里兴起，并在那片海洋的东西两岸持续发展至今。

大西洋取代地中海，中亚变成绿化带，中华帝国在变大的同时也不再光芒四射，文明的格局已被洗牌。

这可真是当惊世界殊。

变化常常是意料之外的。比方说，由于奥斯曼帝国控制红海，截断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通道，逼迫欧洲人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便间接地导致了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又比方说，由于蒙古军队造成黑死病（Black Death）即鼠疫的流行，欧洲人口急剧减少，教廷控制能力减弱，新的思想开始崛起，又间接地导致了文艺复兴。

毫无疑问，这并非成吉思汗的初衷。（《铁血蒙元》第四章）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四本《铁血蒙元》，二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1版，2021年11月24印。总阅读量第1434本。

事实上，徽宗在他统治期内是善待才子的，甚至堪称帝国最大的艺术赞助商，比如创办画院。尽管这不过是圈养御用文人，但也说明徽宗对自己的审美品位充满自信。毕竟，此人好歹也是一种书体（瘦金体）和画风（工笔画）的创始人。如果让他担任大宋的文化部长，“称职”二字恐怕毫无悬念。千不该万不该，是当了皇帝。徽宗一朝，皇帝骄奢淫逸，官僚文恬武嬉，举国腐朽不堪。徽宗，可以说是北宋最糟糕的皇帝。北宋亡在他手里，也不奇怪。

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崖山一战，随着陆秀夫背着的小皇帝一起跳进海里的，除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将士，还有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另一种可能。事实上，明清两代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最后变成万马齐喑的死水一潭。因此，当我们向那些死难者表示崇高敬意之时，难道不该再多一点反思吗？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三本《风流南宋》，三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1版，2020年10月16印。总阅读量第1433本。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难辞其咎。他的儿子王雱不是扬言要把韩琦和富弼的人头挂在街上吗？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尧舜处死了鲧吗？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发着法西斯的味道吗？凡此种种，请问离专制主义又有多远呢？

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王安石不改革，行吗？改革而不动用公权力，不依靠政府部门，行吗？也不行吧？

这恐怕就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是的，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一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结果，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耽耽，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宋，将漂浮在水面上，淹没在大海中。（易中天《王安石变法》第四章第六节《谁主沉浮》）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二本《王安石变法》，三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1版，2018年4月8印。总阅读量第1432本。

宋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着。

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远的山水画，捉摸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于汉唐，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前者。到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之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一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也是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太宗皇帝时期，开封就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人口应该在六十至一百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人口一般都还不到十万。并且，这个由军阀建立的王朝并不崇尚武力。相反，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两宋的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商业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考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和工商税的比例是三七开，农业税只占三成，工商税则占到七成。两宋商人的地位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商人不得骑马坐轿穿丝绸，商人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出任官员的规定，在宋代统统不再执行。就连一个开肉铺的屠户，只要生意做得好，也能被尊为“大官人”。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一本《大宋革新》，七年前（2017年4月11日）读过，结果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二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