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被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根本取代前，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田庆余《田庆余谈门阀政治与皇权》）

学术是公器，个中人都要留有余地才好。过去当做口号倡导的所谓鸣放，鼓动尖锐争论，不过是一种政治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气氛而已。对大破大立之说，我原来还有点相信，后来逐渐看透了，有点懂得学术只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但还不太敢坚持这种认识，有时还会由于自保而跟风说话。中年以后，才逐渐滋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定力，找到一点不惑的感觉，言语写作尽可能多作理性思维，错误也就少一些，知道错了也能心安理得地认识和改正。越入老年，越能领会宋儒所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道理，未敢轻信，未敢多言，因而也越难于做到学者所好的论难争持、择善固执。（田庆余《田庆余谈门阀政治与皇权》）

秦始皇没有放弃自周以来的天命观，也没有放弃自周以来天子的称号。他相信自己像周人一样，是靠老天爷的支持得到的天下，因而并不觉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是来自被统治的百姓。这种周以来的天命观主宰了中国两千年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格局。罗马帝国继承的是一个在地中海世界存在已久的城邦传统。这个城邦传统是希腊城邦建立的。他们基本上相信，城邦的公民就是城邦的主人，管理城邦的合法性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和承认。城邦的管理者是由公民推选，管理规则和法律须由有管理经验者组成的长老会议提出，经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同意。这种统治合法性或权力来源的看法和体制，造成了古代地中海城邦世界和古代中国的根本性不同。（邢义田《邢义田谈罗马史背景下的秦汉制度》）

其实法家是主张“弱民”的，因为只有“民弱”，既贫穷又无知，专制统治才能稳定。人民穷，就只能靠政府“恩赐”；人民无知，政府就可以“指鹿为马”……统一也未见得是一件绝对的好事。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帝国，直至明代之前仍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这种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成为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源。（梁小民《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

明君与昏君的交替出现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乱治交替。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一个人再伟大也不会没有缺点，而且再伟大也不会不犯错误。当同样一个君伟大正确时，他会推动历史进步，但当这个君犯错误时，也会阻碍历史进步，给人民带来灾难。历史上每一个伟大人物都是如此。明君犯错误比昏君的结果还可怕。明君靠自己过去的业绩造成别人对他的绝对迷信和绝对僵化，这时他就成为神一样的绝对权威。他个人对自己的迷信也膨胀，当他作出错误决策时别人只能盲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也会淹没于全民皆疯的状态之中。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干好事，也可以一心一意干坏事，这是最可怕的……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这也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如果谁不愚，就要消灭，因为他们不仅不服从，而且还可能煽动别人……现在民主政治下仍需要一位明君，但这个明君不再是绝对权威。他作出正确的决策可以推动历史前进，造福社会；他作出错误的决策可以由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制止。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不存在绝对权威，任何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制衡，即一套权力的制衡机制。（梁小民《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

《上海书评选萃：穿透历史》，《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五周年精选集“上海书评选萃”之一种，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1版1印。书如其名。总阅读量第1423本。

“人类的所有痛苦与快乐，归根结底都是源自记忆。我们的大脑刻录下自己以及陪伴自己走过生命的那些人，那些事，于是我们拥有了快乐、爱和荣耀，同时，我们需要承受悲伤、痛苦，以及忧愁……在‘临终医院’，最乖的就是停止了心跳的人。从奔跑到停止，需要一个减速的过程，这才是生命正在步入的‘正轨’，从遗忘，到彻底遗忘，从失能，到彻底失能，一具实实在在的躯体，过着空空洞洞的精神生活。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精神空间已被清空，我们却要用自己的想象去替他填补，去找回曾经在他脑中驻留的情感和记忆。当他不再保留任何记忆和行为能力时，当不再懂得最基础的感知与最本能的反馈时，就会停止对所有人的干扰。”

我国老人出现完全失能的平均年龄为79岁，从完全失能到身故的平均时间是44个月；在此之前，还会经历平均 44个月的部分生活不能自理期。也就是说，一个老人从出现失能、到完全失能、再到身故，平均时长是7年零4个月。这个过程，对家庭，尤其是没有医保或只有最低医保的家庭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就像日本电影《死亡护理师》里，对待老人十分友好和有耐心的护理院年轻员工斯波宗典在两年时间里，“帮助”42位失能失智老人解脱，并让42个家庭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最终被认定为实施了多起谋杀的凶手。这后面的核心伦理问题是：失智失能老人的生死无法自己决定，更不能轻易的被他人所决定，但这一具实实在在的躯体只是维持生物意义上的存活，对他自己和家人的意义何在？这样的维持真的是善良吗？活着的人是否还能拥有正常的生活？

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多抓鱼淘来四折二手书，八成新签名本。太座先看完，我接着看，十五万字我们俩都是一气读完。一是文字好，平滑顺畅，不做作；二是有代入感。看完我们再次互相确认，不论谁一旦最终达到失能失智，都不要尝试任何维持躯体生命体征的事，好好来，好好走，给活着的家人留一条活路。在还活着时，就活好自己，让任何人对你了无挂碍，就是最大的行善。

薛舒《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22本。

希阿荣博堪布的书，在2016年读过两本，《生命这出戏》和《寂静之道》。七年后读了第三本，海南出版社2011年3月1版，2016年2月15印的《次第花开》。这本书是从多抓鱼购得的六折二手书，总阅读量第1421本。书里夹着一张用来作书签的名片。名片是繁体中文幼圆字体和日文的，主人名为吴振通，英文名David，主营业务为“台湾自由行旅游规划”，不知道这本书这8年里经历了怎样的轮转来到我这里，这也是一份很好的法缘。或许有一天我能去台湾自由行时，还能够联系上吴振通，请他为我规划包括佛光山在内的行程。

“根据佛陀的开示，造成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执。要真正止息痛苦，只能从破除我执入手。”（P.4）因为能够感知到痛苦，是因为“我”的存在，感到痛苦的是“我”，所以如果认为“我”是真实存在的，痛苦就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开始意识到“我”的存在并不是真实的，只是缘聚而生的，那痛苦也就不再是真实的，没有“我”就没有痛苦。痛苦越深，我执越甚。

寂天菩萨曾说：“问题若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若没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P.10）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担心也没有用。如果忍不住要担心，就把担心的心花在对事情的规划、准备上。尽到全力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剩下的就随缘吧，因为担心也没有用。

“静坐的一个入门方法便是观察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就会体验到，每一次气息的吐纳都充盈着喜悦的能量。”（P.38）每次当我感到自己被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所羁绊，放不下又解不开，让自己的心难以平静甚至生气时，我就会静坐，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等心静下来，就问自己，生气的是谁？放不下的心在哪里？每次静坐后，生活中困扰我的情绪都会散去，重新让我恢复平静。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反思自己，生活在平静之中而不只是在遇到问题，受到困扰之时才想起审视自己。

“我所理解的修行，不是去追求神秘的体验或为获得某种超常的功能。修行是修养仁爱、宽容、谦让、与人为善等能给自他带来安乐的精神品质。也就是说 ，要关注其他生命的福祉，并且自觉调整自身行为让其他众生感到安适快乐。所以，修行有两个，一是替其他众生着想，二是为此而采取转化内心的实际行动。”（P.61）

“忍辱指不畏艰难，能够忍耐并有勇气克服困难，同时对一切，即使对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人，也不失去慈悲心。”（P.70）

“修行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只是不再自欺而已。”（P.142）

“修行只是让自己放松下来，不再对抗，习惯那种不确定性并安住于此，有人也把这称为自在。放松下来，让心与外界连接，不追求任何状态或结果，只是安住，这实在是最为重要的修行。”（P.147）

“佛教徒是决心与自己亲密相处的人。亲密相处有两层含义：一是诚实地觉察自己身、语、意的所有活动，二是柔和地对待自己。”（P.161）

“世间万物相互联系”，这让我想起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和刚刚上映每天一集正在追的奈飞版《三体》。“我们如果能对一个人完全敞开心扉，就能对整个生活开放；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与一个人沟通，就能和整个世界沟通。我们要用开阔而谦卑的心，欣赏和尊敬周围的每一个人。”（P.207）所以作为一名佛教徒，我首先要学习和学会的，就是持续不断地修行，不自欺，安住于当下，柔和地对待自己，因为幸福源自内心的安宁。

鼓吹物欲是跨国度、跨宗教、跨语言的，贪念一起就该拥有，空虚生起便得满足。市场经济当道，商人想尽办法刺激消费，人们被物欲牢牢所控，拥有再多也嫌不够，满足的下一秒又是空虚，终至迷失于滚滚红尘之中。（《万国旗下的物欲之火》）

流行文化就是如此，最想表现的图腾，日后却往往成了想去除也难的刺青。（《照见存在或消失》）

都会生活的节奏快速凌乱，环境善变而不易捉摸。人际关系防卫而疏离，所有人都像是活在不同次元的空间，不时擦身而过，却始终没有交集。其实一切镜像所映出的都是心像。心硬，外在事物都冷；心软，所见所闻才有温度。（《城市迷宫的出口》）

一位令人感到温暖的小人物，无论如何都比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成功人士更有存在价值。（《成功人士》）

证严法师说：“幸福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快乐来自于知足，想想已经拥有的一切，就会知道自己的幸福了！（《幸福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

力气不使出来，身体就会羸弱；吝于付出关怀，心灵就会枯萎。这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不是个个都做得到，其间的差别就在于有无将例行之事视为修行，是否有一日不做功课便会懈怠的警觉。（《运动与参禅》）

如果摄影只是一份专业工作，那别人的悲剧永远是别人的悲剧；若能以同理心观看，那人人都是一部经，都在揭示苦谛。（《别人的悲剧》）

佛教形容勇猛精进的大修行人为龙象，因水中以龙、陆地以象为大。象虽然体型、力气皆大，却性情平和不伤生，负重操劳不生嗔恨，在山林野地悠游自在，虽不见其乐，也不见其苦。无苦无乐的清净生涯，正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化缘和尚与大象》）

在顺境的时候持“无常观”，在逆境的时候持“因果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空城记》）

阮义忠摄影散文集《都市速写簿》，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9月1版1印。四三折淘来旧书已四个月，今天在办公室读完，又想起自己做摄影记者和自由摄影师那几年每天在街头拍照8小时，那时觉得辛苦，现在想再抽出时间去拍照，早已没有了那种敏感和精力。最好的照片也都出自那个时候。

第一次读阮义忠的书，是2009年的《当代摄影新锐》（中国摄影出版社1990年版）。那时自学摄影，每个星期都走路往返两小时去省图书馆读书、借书，两年时间把馆里面关于摄影的开架书都读了一遍，也边走边拍了两年的街头。上一次读阮义忠的书，是2015年的《人与土地》（九州出版社2014版）。

18世纪末，当乾隆末年的清朝富贵公子雕鞍驰射，酒席歌宴唱《蝶恋花》时，西方“海上霸主”的少年郎简·赛普正扬帆远航，并绘出了《苏里南蝴蝶图谱》。

荷兰博学家简·赛普的《苏里南蝴蝶自然图谱》，内容为南美苏里南地区的蝴蝶和蛾类，其部分种类与梅里安的《苏里南变态昆虫图谱》相似。

简·赛普生于1778年，荷兰博物学家和昆虫学家。赛普家族的四代人均为出版商和艺术家，因在1768年至1860年间出版了大量大型自然博物类版画而闻名。简·赛普是赛普家族的第三代，其父著有《荷兰昆虫》，简·赛普绘制出聚焦于蝴蝶和蛾类的《苏里南蝴蝶自然图谱》。

简·赛普的每一幅作品只绘制一种蝴蝶或蛾，且每种蝴蝶或蛾均绘制了幼虫、蛹、茧（如有）、成虫等几种虫态，且成虫基本都绘制了正、反两面的图像。同时，简·赛普也很重视蝴蝶或蛾与寄主植物的关系，每一幅作品均绘制了寄主植物，几乎所有被啃食植物的痕迹都尽量真实描绘，宛如照片一般。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多数蝴蝶或蛾个体较小，在画面中为了符合实际比例亦绘制得很小，让许多细节无法呈现。

《蝶恋花：18世纪苏里南蝴蝶图谱》，“惜分飞”系列手绘明信片之一种，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18本。

宦官制度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是在中国，闹得最凶是在汉、唐、明，明代的宦官之祸令人发指，而唐代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是高力士。高力士是个聪明人。他得宠却不骄横，得势却不专断，顺从却不阿谀，直言却不触犯。为人处世，可谓有原则，有底线，有技巧。再加上识大体，顾大局，并不以权谋私，结果皇帝始终信任，朝臣也不反感。作为玄宗最贴身的人，高力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皇帝的家奴。中晚唐的宦官就完全两个样了。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不是宦官所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最终，唐代的宦官乱政是由一位野心家终结的。此人进入长安后，一口气杀光了所有宦官，顺手也灭了大唐。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的道德文章。然而唐末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牛李党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们，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勾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

作为混血王朝，大唐与胡人有着不解之缘，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更是番将轮流登场：粟特人安禄山造反，高丽人高仙芝被杀，突厥人哥舒翰战败，契丹人李光弼平叛，在帝国的伤口上撒盐的是铁勒人仆固怀恩，沙陀人李克用平定黄巢，但叛徒朱全忠灭了大唐。

折腾要钱，内耗要命。

备课的原因，这个假期至此，终于将《易中天中华史》第三卷（隋唐）的《隋唐定局》、《禅宗兴起》、《女皇武则天》和《安史之乱》四本书全部二刷了一遍。

木材商人武士镬的女儿武媚娘，做昭仪时生了李弘和李贤两个儿子，当皇后时又生了李显和李旦两个儿子，前面两个都是太子，后面两个都是皇帝。有唐一代二十一个皇帝，除了高祖李渊，两个是她的丈夫，两个是她的儿子，其余的都是她的孙子。八十一岁的女皇帝临终前，赦免了情敌和政敌，换上石榴裙，留下无字碑，做回了李家的媳妇。读历史，如果剥掉后世加在当中人物身上的所有评价，真正把一个人看做一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个性面前，其实好多时候也就是“不得已”三个字而已。

不只是历史，当下也是一样。二刷《易中天中华史：女皇武则天》，不是没书看了，也不是对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的故事有多感兴趣，也只是因为要备课，也是不得已。

我没有去过多少地方，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去看过世界的样子。但我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书，读书。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受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自己这个身体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会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不但如此。还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变成一片景象，而自己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

《易中天中华史：女皇武则天》，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1版，2018年3月18印。

二刷《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后，二刷《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

《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一刷于2016年9月，当时为什么读这本书，不记得了；这本书讲了什么，也不记得了。重读获新知。

书名为《禅宗兴起》，但先从三大帝国的拜占庭开始讲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第二章讲阿拉伯的伊斯兰创教立国后，第三章才到佛教禅宗。这样把三大宗教做了一个横向对比，从发源、发展到分裂分化，各自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做了梳理。这种世界文明框架和全球视野，尤其难得，也更加考验写作者的知识储备和分析、比较能力——

由于西周奠定的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中华大地并不具备宗教土壤，因此只可能产生世界性的文明，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更不可能产生世界性宗教。这里面没有是否对错的问题，只不过是事实如此而已。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可惜，净土宗无法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佛教要在中华大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要有一种与儒家伦理道德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禅宗应运而生。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的本意是静虑，与定何为禅定，跟鲜花与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禅宗法脉传到六祖惠能，就分为了南北两宗。北宗神秀主张“渐入佳境”的渐悟，惠能主张“立地成佛”的顿悟。

禅宗破执有三关：我执、法执、空执。我执，就是执着于我，不知“我由法生”。法执，就是执着于法，不知“万法皆空”。空执，就是执着于空，不知“空亦是空”。能破我执，就是罗汉。能破法执，就是菩萨。能破空执，就是佛。

六祖以后，法脉就不再一脉单传，甚至还各自开宗立派有五宗七家之多，并且为了与代表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佛教实现了自身的儒学化——禅宗。禅宗就是儒学化了的佛教。所以，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

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信视角，即不要执着，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后面还有两本要二刷：“易中天中华史”系列第三部（隋唐）的《女皇武则天》和《安史之乱》。

把1186页，74.1万字的，林汉达、曹余章《上下五千年》又大致翻了一遍，随机挑了其中七八篇故事认真读来，亦有新知，觉得把这套书作为中国史启蒙读物以及语文课外阅读材料都合适。又随便翻开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正好是“王莽新政”，让花卷用几分钟读了这两页内容后告诉我这一节讲了什么，她基本能读懂，有一两处需要我补充讲解。这样一来，新学期初中中国史两个班的教材，就算是基本确定了。

以低年级学生为主的低阶班教材为林汉达、曹余章的《上下五千年》；以高年级和语文程度较好、对历史比较有兴趣的学生为主的高阶班，教材为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林汉达（1900—1972）原准备基于“对新语文的尝试和旧故事的整理”，写一套包括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故事集，但生前只写到东汉以前的部分。东汉至清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故事，由曹余章（1924—1996）在1981年续写完成。现在看到的《上下五千年》这个版本，按历史顺序，从远古神话传说时代至清鸦片战争前共262个故事。

谈历史就不能不涉及到观点问题，这也是我选择初中历史教材最为头疼之处——很多历史启蒙读物，不是观点先行就是以偏概全，要想找到比较不那么感情用事且又行文较为顺畅甚至优美的，可作为通史或断代史教材的，实在是不容易。

作为一套故事化的历史启蒙读物，在涉及历史观点这个问题上，《上下五千年》的两位作者采取的方法是我非常认可的“尽量不发议论，少做分析；有些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判断。”在运用文献时“不用现代的观点去修改史料，故事中人物的活动、语言，基本上都是按照原来的历史原样写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轻易做全盘的肯定或全盘否定”。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历史学习，也才能接近作为我所任教中国史的教学目标，即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的：“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之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于古人。”

林汉达、曹余章《上下五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1版，2022年1月9印。总阅读量第1417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