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制度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是在中国，闹得最凶是在汉、唐、明，明代的宦官之祸令人发指，而唐代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是高力士。高力士是个聪明人。他得宠却不骄横，得势却不专断，顺从却不阿谀，直言却不触犯。为人处世，可谓有原则，有底线，有技巧。再加上识大体，顾大局，并不以权谋私，结果皇帝始终信任，朝臣也不反感。作为玄宗最贴身的人，高力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皇帝的家奴。中晚唐的宦官就完全两个样了。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不是宦官所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最终，唐代的宦官乱政是由一位野心家终结的。此人进入长安后，一口气杀光了所有宦官，顺手也灭了大唐。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的道德文章。然而唐末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牛李党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们，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勾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

作为混血王朝，大唐与胡人有着不解之缘，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更是番将轮流登场：粟特人安禄山造反，高丽人高仙芝被杀，突厥人哥舒翰战败，契丹人李光弼平叛，在帝国的伤口上撒盐的是铁勒人仆固怀恩，沙陀人李克用平定黄巢，但叛徒朱全忠灭了大唐。

折腾要钱，内耗要命。

备课的原因，这个假期至此，终于将《易中天中华史》第三卷（隋唐）的《隋唐定局》、《禅宗兴起》、《女皇武则天》和《安史之乱》四本书全部二刷了一遍。

木材商人武士镬的女儿武媚娘，做昭仪时生了李弘和李贤两个儿子，当皇后时又生了李显和李旦两个儿子，前面两个都是太子，后面两个都是皇帝。有唐一代二十一个皇帝，除了高祖李渊，两个是她的丈夫，两个是她的儿子，其余的都是她的孙子。八十一岁的女皇帝临终前，赦免了情敌和政敌，换上石榴裙，留下无字碑，做回了李家的媳妇。读历史，如果剥掉后世加在当中人物身上的所有评价，真正把一个人看做一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个性面前，其实好多时候也就是“不得已”三个字而已。

不只是历史，当下也是一样。二刷《易中天中华史：女皇武则天》，不是没书看了，也不是对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的故事有多感兴趣，也只是因为要备课，也是不得已。

我没有去过多少地方，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去看过世界的样子。但我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书，读书。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受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自己这个身体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会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不但如此。还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变成一片景象，而自己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

《易中天中华史：女皇武则天》，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1版，2018年3月18印。

二刷《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后，二刷《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

《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一刷于2016年9月，当时为什么读这本书，不记得了；这本书讲了什么，也不记得了。重读获新知。

书名为《禅宗兴起》，但先从三大帝国的拜占庭开始讲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第二章讲阿拉伯的伊斯兰创教立国后，第三章才到佛教禅宗。这样把三大宗教做了一个横向对比，从发源、发展到分裂分化，各自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做了梳理。这种世界文明框架和全球视野，尤其难得，也更加考验写作者的知识储备和分析、比较能力——

由于西周奠定的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中华大地并不具备宗教土壤，因此只可能产生世界性的文明，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更不可能产生世界性宗教。这里面没有是否对错的问题，只不过是事实如此而已。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可惜，净土宗无法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佛教要在中华大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要有一种与儒家伦理道德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禅宗应运而生。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的本意是静虑，与定何为禅定，跟鲜花与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禅宗法脉传到六祖惠能，就分为了南北两宗。北宗神秀主张“渐入佳境”的渐悟，惠能主张“立地成佛”的顿悟。

禅宗破执有三关：我执、法执、空执。我执，就是执着于我，不知“我由法生”。法执，就是执着于法，不知“万法皆空”。空执，就是执着于空，不知“空亦是空”。能破我执，就是罗汉。能破法执，就是菩萨。能破空执，就是佛。

六祖以后，法脉就不再一脉单传，甚至还各自开宗立派有五宗七家之多，并且为了与代表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佛教实现了自身的儒学化——禅宗。禅宗就是儒学化了的佛教。所以，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

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信视角，即不要执着，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后面还有两本要二刷：“易中天中华史”系列第三部（隋唐）的《女皇武则天》和《安史之乱》。

把1186页，74.1万字的，林汉达、曹余章《上下五千年》又大致翻了一遍，随机挑了其中七八篇故事认真读来，亦有新知，觉得把这套书作为中国史启蒙读物以及语文课外阅读材料都合适。又随便翻开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正好是“王莽新政”，让花卷用几分钟读了这两页内容后告诉我这一节讲了什么，她基本能读懂，有一两处需要我补充讲解。这样一来，新学期初中中国史两个班的教材，就算是基本确定了。

以低年级学生为主的低阶班教材为林汉达、曹余章的《上下五千年》；以高年级和语文程度较好、对历史比较有兴趣的学生为主的高阶班，教材为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林汉达（1900—1972）原准备基于“对新语文的尝试和旧故事的整理”，写一套包括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故事集，但生前只写到东汉以前的部分。东汉至清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故事，由曹余章（1924—1996）在1981年续写完成。现在看到的《上下五千年》这个版本，按历史顺序，从远古神话传说时代至清鸦片战争前共262个故事。

谈历史就不能不涉及到观点问题，这也是我选择初中历史教材最为头疼之处——很多历史启蒙读物，不是观点先行就是以偏概全，要想找到比较不那么感情用事且又行文较为顺畅甚至优美的，可作为通史或断代史教材的，实在是不容易。

作为一套故事化的历史启蒙读物，在涉及历史观点这个问题上，《上下五千年》的两位作者采取的方法是我非常认可的“尽量不发议论，少做分析；有些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判断。”在运用文献时“不用现代的观点去修改史料，故事中人物的活动、语言，基本上都是按照原来的历史原样写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轻易做全盘的肯定或全盘否定”。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历史学习，也才能接近作为我所任教中国史的教学目标，即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的：“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之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于古人。”

林汉达、曹余章《上下五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1版，2022年1月9印。总阅读量第1417本。

在唐后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唐诗选本，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唐诗三百首》。但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是清代人认为的最好的唐代诗人及其最优秀的作品，它其实更多反映了清代人的诗歌观念，而不是唐人的。同样，明人选本多反映了明代人的诗歌观念，宋人选本多反映了宋代人的诗歌观念，今人的选本则反映了现代人的诗歌审美。要想了解在唐代人看来，哪些诗人才是最杰出的，哪些作品才是最优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唐人编选的唐诗选集。在今天还能够见到的十六种唐代人编选的唐诗选本中，如果只选一种来读，那首选的就是殷璠的《河岳英灵集》。

备课新学期中文课，翻完殷璠《河岳英灵集》，不愧是“所有唐诗选本中价值最高的”，又得诗十八首，准备增补进自编教材《唐人五十家》2.0中。但面临一个小问题：增补这十八首，就增加了刘昚虚、王季友、李颀、李嶷四位唐朝诗人，是换掉教材中四人继续延续“五十家”这个数字，还是直接改为《尺宅唐诗选集》？如果保持“五十家”不变，那又换掉哪四家？实在是难以取舍。以诗为例：

木叶纷纷下，东南日烟霜。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仓。（刘昚虚《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

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见此山谓山晓。半壁仍栖岭上云，开帘放出湖中鸟。（王季友《观于舍人壁画山水》）

百岁老翁不种田，唯知曝背乐残年。有时扪虱独搔首，目送归鸿篱下眠。（李颀《野老曝背》）

十八羽林郎，戎衣侍汉王。臂鹰金殿侧、挟弹玉舆旁。驰道春风起，陪游出建章。（李嶷《少年行三首其一》）

读到这样的诗句，一时忍不住感叹。此中有真意，但说不得，译不出。一说一译就会失掉许多美好和意境，当下识得即会心一笑，识不得就只能再待“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了。

关于殷璠，文献记载不多，只知道是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天宝年间进士，曾出仕，后辞官归隐。《河岳英灵集》是殷璠辞官归隐后编选的盛唐诗集，共选录自常建至阎防、从玄宗开元二年（714）至天宝十二年（753）盛唐二十四位诗人的二百三十四首诗。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说“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河岳”者，江河山岳也；“英灵”者，英俊灵秀也。他认为，自己所选的二十四人，都是天地间尤为杰出的诗人；所选的二百三十四首诗，是天地间尤为优秀的诗歌。所以自己这部唐诗选集就名为《河岳英灵集》。

殷璠《河岳英灵集》，岳麓书社2023年12月1版1印，由也闲书局代为订购。总阅读量第1416本。

寒假还剩三天。这个假期备课阅读已近150余万字，然而必读的书还有一大堆；初中的中文教材《唐人五十家》2.0版还没有完成，中国史教材还没有选定；出国留学预备班中国文化常识课的自编教材还没有开始。我的假期，真真是“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唐诗纵横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唐诗文献综述》，分为文集、史传、小说、谱牒、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共13类，不但论述了每类文献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情况，而且介绍了此类文献重要典籍的内容和使用价值。下编“唐诗发展历程”，收七篇“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文章，均为不迷信正史上所谓的“盖棺定论”，而是通过对史传、墓志等各种文献的综合运用，力图还原历史人物在历史境遇中的面目。《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和《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两篇，我将增补进自编教材“唐人五十家”2.0版中。感谢前人的严谨和努力，让后人得以踩在肩上一窥唐诗气象——周勋初（1929—），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顾问，《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也许是偏见，也许是事实，还是1949年以前出生，有旧学底子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感情要更深厚些。

“古今学者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对于历史上那些同时有交往的著名文人，总希望他们的友谊像水晶一样纯洁，而且自始至终没有瑕隙。但处在复杂的社会里，政治上的纷争，常使那些出身、思想、性格各不相同的文人走上不同的道路，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韩愈、刘禹锡的这种凶终隙末的微妙关系就是明证，尽管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大都闪烁其词。”而谈到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的交谊，除了这篇《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就是要读的下一本书了——金性尧《夜阑话韩柳》。

周勋初《唐诗纵横谈》，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之一种，2016年2月1版1印，18万字。淘于也闲书局的五折水渍旧书。总阅读量第1415本。这个假期备课阅读已近140余万字。

《剑桥中国史》到了。提了一个购物袋去菜鸟驿站取，结果提不动，只好打电话让太座大人拉着小拖车去接我和书回家。拆封时，太座说这么一套近千万字的书，足以让我开心这个春节假期剩余的几天直到下周返校了。我说不，可以开心一整年。

借着难得的冬天的晴天，一家人在花园里喝茶晒太阳看书。先从《剑桥中国隋唐史》开读。只是读了中译本前言就觉得耳目一新。像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一样，翻了中间两页给花卷试读。读下来她觉得能读懂一半，并且能与我就书中内容展开讨论。但这本书有730页68.5万字，并且难度不低，如何取舍是个大问题。于是先翻了一本花卷在笃也书屋买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地理》放轻松换衣换脑筋。这个半小时系列漫画虽是漫画，但集常识（基础知识）和趣味一体，是很好的普及读物。翻时，花卷也与我就今天的风向与天气做了一点探讨。末了，她希望能把这套书凑齐。我赞同。提议费用由太座的年终奖赞助。太座表示只接受买二手书。“没问题。”我和花卷说。

于是花卷在扉页的“已出版”清单中，勾出家里已有的和想买的，新一轮采购计划就此展开了。

这本书虽然是漫画，但当中的解读角度还算新颖，于我也有新知，所以也算是“读”过，列出。总阅读量第1414本。

“语文教育的关键目标便是唤醒孩子的母语感知能力，但是今天的教育却离这个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要承认，年轻一代的母语感知能力和思维能力在下降。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这将会影响每一个个体乃至一个族群的素质，这也是目前很多文化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中国文化来讲，能训练母语感觉、提升感知和运用母语能力的媒介，最精粹而又符合中庸之道的，莫过于唐诗宋词……在中国的各种文学形式中，诗歌的传播应该是最广泛的，而其中唐诗尤甚。这不仅缘于唐诗艺术上的伟大成就，更在于唐诗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博大胸怀，万千气象……所谓经典，就是融进血脉里、骨子里，随着人生的成长，在漫长人生中不停为我们提供的滋养……人生就是在路上。只要我们内心有坚定的信仰，又能在红尘的喧嚣中随时清空自我，去快乐地感受自我和人生，这就说明我们悟到了诗词的真谛，也找到了自己的那颗心。”

翻完唐诗入门普及读物——郦波《唐诗简史》。52位唐代诗人的一人一诗，联成一部诗史和唐史。如果在三年前读到这本书，我编“唐人五十家”的中文教材就会省力很多。不过现在读到也不晚，对《唐人五十家》从1.0到即将开学使用的2.0的版本升级也有极大帮助。

当初自己来编中文教材就像现在来自选中国史教材一样，既是胆大妄为，也是迫不得已。因为现行国家教育部审定的教材确实存在一些诸如文章选取范围不能在有限课时内囊括更广泛的人与文，对人与文的解读大多为基于应对考试便于考核的“标准答案”（我认为这本身并没有错，只是时人错把底线当做了准绳），以及对教育目的的不同理解等。但并不代表我自己的选编就更好。绝对不是！我还不至于狂妄到这样的地步。因为国家教育部审定的教材几十年来也有极大可取之处，培养了难以计数的各方面人才，推动了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并且编写教材之人和选入教材文章的作者都是历经了时间考验的一时之翘楚，因此我编教材的初衷和目的在于——这不是一个比较级，不是要去和谁比较，要盖过谁（读过几本书，什么文化基础，自己心里是有数的），而是一个选项——有高山的雄峻，也有草原的广袤，大树挺拔，小草也坚韧。人人生而不同，就如同自然生物，有狮虎，有蚍蜉，教育在我理解就是要学习怎样去快乐地感受自我和人生，就算不能互相成就，也要各自自在。

郦波《唐诗简史》，学林出版社2018年2月1版，2018年4月3印，26万字。总阅读量第1413本。这个假期备课阅读已120余万字。

2月26日开学，教职人员要提前一周返校准备。我的寒假就只剩下五天了。

“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以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

读历史目的不外求博学、追八卦和想弄明白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三种。前两种是当前很多历史畅销书的基调。我在中国学子面前讲中国史，自不希望大家沉沦于前两种低级趣味中，因此也深觉不能照教科书朗诵，所以上学期即便是有教育部审定之标准教材，也需要大量备课，并以力求引出学生“真的是这样吗”的提问而为终极之教学目标。因为当学生开始怀疑历史，就是历史学习的开始。所以当读到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一句时，深以为然。

今天翻完黄仁宇《中国大历史》，23万余字，350页，标记、笔记、批注百余处。总阅读量第1412本。这个假期备课阅读已近100万字。在《剑桥中国史》到来、翻完前，目前就只有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最适合作为新学期初中的中国史教材了。如果最终选定这本，还要二刷甚至三刷才行。

日本于公元600年（推古天皇八年、隋开皇二十年）首次派出遣隋使，至838年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之间经历两百多年。隋朝于581年建立，隋恭帝杨侑于618年禅让天下给唐朝皇帝，遣隋使只派遣了四次（一说六次），作为遣唐使的先驱，其重要性不可忽略。

遣唐使时代日本摄取的唐朝文化极其系统，侧面反映了这就是日本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唐朝文化对日本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原因在于日本接纳文化的时期与国家及自身文化形成时期吻合。甚至可以说，没有唐朝文化的接触，就没有古代日本的形成。日本接纳这个新文化所需的时间短暂到令人吃惊。七世纪中叶后，倭国即使派出了遣唐使，但文化尚受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强烈影响，可仅仅不到五十年，日本就完成了向唐朝文化的高度靠拢，几乎可以与江户开幕到明治文明开化期间发生的变化相匹敌，速度也几近相同。然而，遣唐使时代的变化发生于一千多年前，可以说远比明治时代的西欧化更为急遽。

二刷东野治之《遣唐使》，目的在于换一个角度、换一种眼光来看隋唐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