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

明恕是行为的标准，是应有的品格，是一切道德品性的总汇。能行明恕的先决条件，就是个人能自知裁节。

这种能行明恕的品格从何而来？一来自遗传，一来自教育。知明知恕不容易，能明能恕更难。也许两者是一样难易，也许照阳明学派的说法，根本是一回事。然而不论明恕，都先得学些制裁的功夫，做些虚一以静的功夫，这种功夫多少是带几分自我强制性质的，非运用坚强的意志不为功。孟子的“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就是这个意思。《大学》的诚意正心，《中庸》的明善诚身，孟子的收放心，以志帅气，其实全是养志与自我裁节的功夫。

明与恕是品格教育的两大标准。明与恕都要我们待人放宽一步，不过在待人能放宽一步之前，先得律己收紧一步。放宽与收紧都是一种分寸与裁节的功夫。必须有善自裁节的个人于先，斯能有和谐与协调的社会于后。这原是中国礼教文化的中心精神，也是我们品格教育应有的鹄的。目前流行的各种思潮里，集体主义失诸不明，个人主义失诸不恕，而浪漫主义失诸不知裁制，实施品格教育以后，目前世界的文化潮流也才有澄清的希望。（潘光旦《论品格教育》节录。全文原载昆明《今日评论》第四卷第六期，1940年8月11日；辑入《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46年9月）

潘光旦译赫胥黎《赫胥黎自由教育论》，收潘光旦译自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937年出版的Ends and Means一书第十二章《教育》和潘光旦教育评论三篇，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1版1印。不知购于何处。总阅读量第1488本。

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自求多福”的话见于《诗》、《传》、《孟子》。孟子又一再说到“自得”的重要，政治之于民众如此。教育之于青年更复如此。孟子“勿揠苗助长”的政教学说也由此而来。先秦学人论教育，只言学，不大言教，更绝口不言训，也是这层道理。

自由的教育，着重在自求自得，必然的以自我为教育的对象。自由的教育是“为己”而不是“为人”的教育，即每一个人为了完成自我而教育自我。所谓完成自我，即用教育的方法，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能否到达这个境界，到达到一个何种程度，一个人不能不因才性而有所限制，但鹄的只有一个。自由教育下的自我只是自我，自我是自我的，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这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要多方面生活所由寄寓的事物，乃是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完成一个人，而不在造成家族的一员，如前代的中国；不在造成阶级的战士，如今日的俄国；不在造成一个宗教的信徒，或社会教条的拥护者，如中古的欧洲或当代的建筑在各种成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也不在造成一个但知爱国不知其它的公民，如当代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主义过分发展的国家；也不在造成专才与技术家，如近代一部分的教育政策。主要的目的有了着落，受了尊重，任何次要的目的我们可以不问，不论此种目的有多少，或因时地不同而有些斟酌损益，我们也可以不怕——不怕任何一个次要目的的畸形发展。

自由教育既以自我为主要的对象，在方法也就不出两句先秦时代的老话所指示的途径，一是自知者明，二是自胜者强。先秦思想的家数虽多而且杂，在这一方面是一致的。明强的教育是道家、儒家、法家一致的主张。更有趣的是，西洋在希腊时代所到达的教育理想也不外这两点。太阳神阿普罗的神龛上所勒的铭，一则曰“认识你自己”，那就是明，再则曰“任何事物不要太多”，如用之于一己情欲的制裁，那就是强。就今日的心理常识言之，自明是理智教育的第一步，自强是意志与情绪教育的第一步，惟有能自明与自强的人方才配得上说自由。认识了整个的世界，全部的历史，而不认识自己，一个人终究是一个愚人；征服了全世界，控制了全人群，而不能约束一己的喜怒爱憎，私情物欲，一个人终究是一个弱者：弱者与愚人怎配得上谈自由？这种愚与弱便是他们的束缚，束缚是自由的反面。话说到这里，我们口口声声说自由，实际上就讲到了中庸。说到了自知自胜，也就是等于说自由教育的结果，不但使人不受制于本能，更进而控制一己的本能，以自别于禽兽。至于自明自强之后，再进而了解事物，控制环境，整饬社会，创导文化，所谓明明德之后，再进而新民或亲民，那都是余事，无烦细说了。自求自得的教育，亦即以自由为目的的教育，大意不外如此。至于从事于教育的人，对青年所适用的努力，只能有侧面启迪的一法，而不容许任何正面灌输的方法，亦自显然，勿庸再赘。（潘光旦《自由、民主与教育》，原载昆明《自由论坛》第二卷第六期，1944年8月1日；辑入《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46年9月）

《赫胥黎自由教育论》，是由潘光旦译自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937年出版的Ends and Means一书第十二章《教育》，194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年9月和次年3月再版。这本商务版《赫胥黎自由教育论》是据1947年版改排。

这个赫胥黎不是那个写《天演论与伦理》（即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的赫胥黎，那个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不过这两个赫胥黎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位是祖父，一位是孙子。

即便是写于1937年的教育论，现在读来也毫不过时。如：“大多数的教育专家，在理论上承认，单单一次的考试，无论内容如何综合，命题如何允当，也并不能测出一个人的才能，判定一个人的优劣。有不少的教育专家不但在理论上承认这一点，并且实际上已经放弃这种一次考试的方法，而采用分期陆续测验的方法，其所测验的内容包括智力的发展与知识的累积在内，同时对于教师和视察员的分期报告也是十分重视。如此不断地观察，不断考核，往往经过好几年，才下判断一个儿童的才能如何，其与别的儿童比较又如何。”在我看来，我曾经每天课后的“上课记”和“观自在”当日课堂观察记录，每周给需要的家长的课程和学生观察简报即是这种“分期报告”。

“大多数的教育家自身便是旧时代的人物、旧教育的产品。有谁来教育这些教育家呢？这问题的答复当然是简单得可以叫人痛心的，就是，没有别人，系铃解铃，还是教育家自己。人的世界原是大串因缘果报缀合而成的东西，种什么因于前，食什么果于后；如果既种恶因于前而想不食恶果于后，想跳出这旧因果恶因果的循环，那唯有以强大的智慧运用坚决的意志一法。前人讲革故鼎新，动辄用‘锐意’、‘立志’、‘发宏愿’等自励鼓人的说法，我实在也觉得除了更善用我们的意志而外，更无第二条路径。”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能改变一个人的，唯有他自己。

“不役于物或不凝滞于物的生活理想是不容易的。在情绪方面，它责成我们要慈悲，能怜悯。但只是悲天悯人是不够的，它责成我们在理智方面要有智慧，而这智慧要能洞见一切行为的前因后果，一切行为的涵义与可能引起的影响，要能看到一个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诸般关系。前者多少事时间的，后者多少事空间的，在这时空两间之中，一个人运用他智慧的结果，也要能发现他自己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地位。就这一点讲，我认为佛教的教义，绝对的要高出基督教之上。在佛教的道德里，愚蠢、迟钝或觉悟的缺乏是一种主要的罪孽。同时，佛教又向皈依的人提出警觉，要他们对于所在社会的治安福利，必须负一分责任。”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过：“在任何理解之前要先有表达，而在任何表达之前，先要有对重要性的感受。”什么是重要性的感受？重要性到底寓居在何处？这个看似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其实有一个非常浅俗的答案，重要性寓居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经验，首先要求是健康的生活经验，真实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免于恐惧的生活经验。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生活在真实中。

真实地生活，真实地说话，真实地思考，真实地写作，做正派的人，成就正派的社会。就像古人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笃行、有耻且格。这就是文明。

关于文明，依迪斯·汉密尔顿在她的《希腊精神》里说：“文明是一个用滥了的词，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高远的东西，远非电灯、电话之类的东西所能包括。文明给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甚至是对于美的热爱，是理智，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情感，那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文明、真实的生活、正义，这些我们曾经并不陌生。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问道：“如果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如果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生活得更好，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正义的人？”苏格拉底说，我们正在讨论的不是小事情，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大事。虽然这座城市的雾霾浓重得让人无法呼吸，虽然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被消失，或者选择用脚投票逃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度，但是我却始终相信，黑暗的力量不足以控制生活的所有面向，哪怕是一个普遍不正义的时代，仍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让个体去承担生活的责任，对此我们没有任何推诿的借口和理由。

“我们只有照顾好了自己，也就照顾好了自己所爱的人；只有好好地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如果不能照顾自己，就绝对不会快乐；如果内心无法平静，就不能让周围的人感到快乐，一个人无法帮助别人，也就不懂如何去爱。爱别人的能力完全取决于爱自己的能力，以及是否能照顾好自己。”

深有同感。我的口头禅和行事准则就是“做好自己”，因为我相信：做好自己就是对别人最大的帮助。一个人不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做好自己能做好的，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论是职业上的还是生活中的。

“当生气时，回到你的心，好好地照顾愤怒。如果有人让你痛苦，就回到痛苦，好好照顾它。这时什么都不必说，什么都不要做，因为生气时的言语和行为，只会给彼此带来更多伤害。”然而在愤怒时能够控制自己是非常难的，所以才会说出和做出那些一时痛快事后后悔莫及的话和行为。有几次，当我的愤怒持续一天，到晚上仍然无法遏止时，我就通过冥想来观照这个愤怒，很快就能将其化解。因为在生气的是“我”，别人并没有任何感受，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如此难受呢？“我应该对自己好一些才是。”我会这样想。“在佛教里，禅修不是去打压、争执，而是要去拥抱与转化。”因为“如果不能慈悲地对待自己，又如何能慈悲地对待别人呢？”所以，人生不易，生活不易，不要生气，尽量对自己好一点，对家人好一点。

关于正念，关于情绪管理，我的秘诀就是：控制自己的呼吸。如果能控制住呼吸，就能控制住情绪。然而，知道并不等于做到，所以修行路漫漫。

《你可以不生气：情绪管理的智慧》，继《正念的奇迹》后的第二本一行禅师作品，海南出版社2011年10月1版，2024年2月19印。总阅读量第1486本。

昨天在也闲书局购书两种。

[印]斯瓦米·拉玛（Swami Rama)《冥想》，会员五折。关于斯瓦米·拉玛，书里的简介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瑜伽大师之一。出生于印度，曾在西藏和喜马拉雅山区跟随多位隐居瑜伽士修行四十余载。创立了喜马拉雅瑜伽流派。”看来这是一本内在修习指南书。这正是我需要的。因为生活和工作总是烦恼不断，就像昨天在也闲书局做活动，张辉博士说的，又顺不了领导的意，还得面对职场的各种倾轧（想必高知职场会更加风云诡谲激流暗涌吧？！）。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排解和安顿的方法。

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会员八折。王汎森的书，自己架上已有《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思想的冲击》和《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两种，但仅从书名就不得其门。会买这本《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只因封底三段话——

人文学是一笔丰富的资产，它有许多现实的用处，不能因为从表面看来似乎无用而任意抹煞。它是我们思考生活、批判现实的资源，它点染了我们的生命，使得它具有丰富而多样的意义。如果没有人文，我们只有“生存”，没有生活。

阅读古往今来的经典，除了应当虔敬地学习它的道理、它的论题、它的词采外，还要进行一种密切的对话。对话的对象可以是永恒的真理，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无论如何，在与经典密切对话的过程中，读者不断地“生发”出对自己所关怀的问题具有新意义的东西来。

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深陷局中、全力“参话头”而充满“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拨”。

王汎森师从余英时。我启蒙太晚，多年搜寻余英时作品，仅在五之堂书店淘得海豚出版社2013年8月1版1印“海豚简装”系列之一的《人文·民主·思想》一册。定价12元，实付30元购得。

赫尔曼·黑塞《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前三分之一部分几乎就是我的自传，或者说遭遇。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埃米尔·辛克莱那样，在自己的生命中遇到一位德米安和夏娃夫人。

德米安“他与众不同，孤寂沉默，就像一个独立天体，漫游在人群中，沉浸在自己的空气中，活在自己的律法中。他从不取悦他人。”而我“从未在人群中找到归属感。在他们中间，我深感孤独，也为此痛苦。对众人来说，我是个毫无希望的浪子。”

在学校里，以及后来离开学校很多年，我都不阅读任何东西，只是偶尔记录一点点自己的困扰。后来，我忘了是什么契机，或许是一个偶然的什么事件让我开始享受孤独，又重新爱上了阅读和散步。现在我相信“世上并无偶然。假如人一定要找到什么，他一定能找到。这不是偶然。而是他自己、他的渴望和需求在引领他。”而最终一个人会“成为什么，不过是存在的附属。人只有一个使命：走向自我。无论他最终成为诗人还是疯子，先知还是罪犯……每个人都是自然抛向未知的造化，或许迎向新生，或许堕入虚无。”我这样的人注定孤独，但绝非与世隔绝。“我只是身处另一片场域，以思考和讨论独立于世界当中。区别我和众人的不是界限，而是另一种认知方式。”最终“一个觉醒的人，只有一个任何义务也无法超越的义务：寻找自我，固化自我，摸索自己的路前行，无论去向何方。”

回顾我这47年，我从未遇到过一位德米安和夏娃夫人；或者说，其实德米安一直与我同在，他就是另一个我，他就是那个一直引领我的我。我就是我的德米安。我追求的，就是以我的本性的生活。而现在经历了很多波折，已经无限靠近这种生活。或许是短暂的。

赫尔曼·黑塞《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继《悉达多》、《荒原狼》之后的第三部姜乙译的黑塞作品。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1版，2024年3月第16印。总阅读量第1485本。

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个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便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了史进长大魁伟，象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两个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甚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闻他名字。那个阿哥不在这里。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那人不在这里。你既是史大郎时，多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便出茶坊来。鲁达回头道：“茶钱洒家自还你。”茶博士应道：“提辖但吃不妨，只顾去。”

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读《水浒传》，读到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不明白这个“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到底是个什么“种”（zhǒng）。前段时间不知道在什么书里看到《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这个书名，又勾起了这个疑问，于是在也闲书局购入。草蛇灰线，时隔三十五年，终于“史海钩沉”算是大概弄明白了——

种（chóng）氏将门的先人种放，本是钟南山的隐士，在山中过了三十多年的隐居生活。宋真宗因为他很有名望，特地将他召至京师，以示优礼文士，厚加宠遇，成为一时佳话。种放本以擅长经学和诗词著称，往来于嵩少、终南之间，出入朝廷，名气就更大了。但他无子嗣，侄儿种世衡在他的恩荫下晋身仕途。

赵匡胤依靠禁军的支持做了天子，思革五代武人跋扈之弊，于是宋初重文轻武。重要的武将，或其本身就是被制裁的对象，受扶植的又不见得有什么过人之处，稍有威望又马上面临制裁，如何选用将帅，可谓困难重重。同时北与契丹，西与李氏，以太宗时战斗力最强的禁军的实力，仍然大败者再，因此整个宋朝廷无法维持不信任武将而又同时对外作战的局面。外敌强大，不能不用武，用武便要有将，但又不敢太信任武人，文人知军事遂成为一种解决办法，既可免武帅跋扈，又仍可用智略继续与外敌周旋。

到宋夏战争爆发，宋兵屡败，兵将再次都成为问题。种世衡虽未经大战，但通过招抚番部建立了威信，又颇能运用智谋，于是从文人转为武将，并成为名将。他为种氏将门建立了良好名声，日后他的子弟继起为将，历仁、英、神、哲、徽、钦六朝，由此形成了三世将门，在北宋中叶以后的军事上担当着重要角色。

《水浒传》中“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指的应该就是种世衡的儿辈和孙辈中某两位，或许就是种世衡的儿子种谔与孙子种师道。但《水浒传》毕竟只是小说，考据起来，也未必就是如此。不过总算是填上了这三十五年来读书的一个大坑。所以读书这件事，一个人在什么时间遇到什么书，都是注定的。

《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已故学者曾瑞龙（1960—2003）研究宋代对外关系和战争史主要著作之一，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1版，2021年6月2印。总阅读量第1484本。

“正念”是什么？一行禅师说正念就是“对当下的实相保有觉知，即要清醒地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而不是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毫不察觉，任意妄为。”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曾经多次采用专注于呼吸的冥想，每次只需要短短的5分钟，就能将自己从整整一天心烦意乱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很快恢复平静。这也是一行禅师在这本《正念的奇迹》中所说的正念修行方法。从而我相信书里所说的，“有觉知的呼吸本身就是正念”。意识到，“事实上，我们的念头和觉知就是我们自己。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因此，“当我愤怒时，我自己就是愤怒本身；当我快乐时，我自己就是快乐本身；当产生某些念头时，我本身就是那些念头。自己既是守卫，也是访客。我既是自己的心，也是心的观察者。所以，重要的不是驱赶或执着于任何念头，重要的是觉知这个念头。心不强占心，心也不会把心赶走。心能够观察它自己。这种观察并不是对某种外在的独立于观察者的事物的观察。”

正念把我们“从无知无觉、心念散乱中解脱出来，让我们充分地活好生命里的每一分钟。正念让我们真正地活着。所以，最重要的时刻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在。现在是我们唯一能主导的时间。最重要的人永远是那个当下和你在一起、在你面前的人，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你是否还会与他共处。最重要的事，就是让身边人快乐，因为这就是人生所追求的。”这有点像尼采在《教育家叔本华》里说的——喜悦别人，智慧自己。或许，不论东西方，不论何种宗教信仰、何种文化，智慧都总是想通的。

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1版，2024年1月2印。总阅读量第1483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