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黑塞《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前三分之一部分几乎就是我的自传，或者说遭遇。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埃米尔·辛克莱那样，在自己的生命中遇到一位德米安和夏娃夫人。

德米安“他与众不同，孤寂沉默，就像一个独立天体，漫游在人群中，沉浸在自己的空气中，活在自己的律法中。他从不取悦他人。”而我“从未在人群中找到归属感。在他们中间，我深感孤独，也为此痛苦。对众人来说，我是个毫无希望的浪子。”

在学校里，以及后来离开学校很多年，我都不阅读任何东西，只是偶尔记录一点点自己的困扰。后来，我忘了是什么契机，或许是一个偶然的什么事件让我开始享受孤独，又重新爱上了阅读和散步。现在我相信“世上并无偶然。假如人一定要找到什么，他一定能找到。这不是偶然。而是他自己、他的渴望和需求在引领他。”而最终一个人会“成为什么，不过是存在的附属。人只有一个使命：走向自我。无论他最终成为诗人还是疯子，先知还是罪犯……每个人都是自然抛向未知的造化，或许迎向新生，或许堕入虚无。”我这样的人注定孤独，但绝非与世隔绝。“我只是身处另一片场域，以思考和讨论独立于世界当中。区别我和众人的不是界限，而是另一种认知方式。”最终“一个觉醒的人，只有一个任何义务也无法超越的义务：寻找自我，固化自我，摸索自己的路前行，无论去向何方。”

回顾我这47年，我从未遇到过一位德米安和夏娃夫人；或者说，其实德米安一直与我同在，他就是另一个我，他就是那个一直引领我的我。我就是我的德米安。我追求的，就是以我的本性的生活。而现在经历了很多波折，已经无限靠近这种生活。或许是短暂的。

赫尔曼·黑塞《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年少时的故事》，继《悉达多》、《荒原狼》之后的第三部姜乙译的黑塞作品。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1版，2024年3月第16印。总阅读量第1485本。

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个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便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了史进长大魁伟，象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两个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甚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闻他名字。那个阿哥不在这里。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那人不在这里。你既是史大郎时，多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便出茶坊来。鲁达回头道：“茶钱洒家自还你。”茶博士应道：“提辖但吃不妨，只顾去。”

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读《水浒传》，读到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不明白这个“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到底是个什么“种”（zhǒng）。前段时间不知道在什么书里看到《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这个书名，又勾起了这个疑问，于是在也闲书局购入。草蛇灰线，时隔三十五年，终于“史海钩沉”算是大概弄明白了——

种（chóng）氏将门的先人种放，本是钟南山的隐士，在山中过了三十多年的隐居生活。宋真宗因为他很有名望，特地将他召至京师，以示优礼文士，厚加宠遇，成为一时佳话。种放本以擅长经学和诗词著称，往来于嵩少、终南之间，出入朝廷，名气就更大了。但他无子嗣，侄儿种世衡在他的恩荫下晋身仕途。

赵匡胤依靠禁军的支持做了天子，思革五代武人跋扈之弊，于是宋初重文轻武。重要的武将，或其本身就是被制裁的对象，受扶植的又不见得有什么过人之处，稍有威望又马上面临制裁，如何选用将帅，可谓困难重重。同时北与契丹，西与李氏，以太宗时战斗力最强的禁军的实力，仍然大败者再，因此整个宋朝廷无法维持不信任武将而又同时对外作战的局面。外敌强大，不能不用武，用武便要有将，但又不敢太信任武人，文人知军事遂成为一种解决办法，既可免武帅跋扈，又仍可用智略继续与外敌周旋。

到宋夏战争爆发，宋兵屡败，兵将再次都成为问题。种世衡虽未经大战，但通过招抚番部建立了威信，又颇能运用智谋，于是从文人转为武将，并成为名将。他为种氏将门建立了良好名声，日后他的子弟继起为将，历仁、英、神、哲、徽、钦六朝，由此形成了三世将门，在北宋中叶以后的军事上担当着重要角色。

《水浒传》中“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指的应该就是种世衡的儿辈和孙辈中某两位，或许就是种世衡的儿子种谔与孙子种师道。但《水浒传》毕竟只是小说，考据起来，也未必就是如此。不过总算是填上了这三十五年来读书的一个大坑。所以读书这件事，一个人在什么时间遇到什么书，都是注定的。

《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已故学者曾瑞龙（1960—2003）研究宋代对外关系和战争史主要著作之一，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1版，2021年6月2印。总阅读量第1484本。

“正念”是什么？一行禅师说正念就是“对当下的实相保有觉知，即要清醒地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而不是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毫不察觉，任意妄为。”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曾经多次采用专注于呼吸的冥想，每次只需要短短的5分钟，就能将自己从整整一天心烦意乱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很快恢复平静。这也是一行禅师在这本《正念的奇迹》中所说的正念修行方法。从而我相信书里所说的，“有觉知的呼吸本身就是正念”。意识到，“事实上，我们的念头和觉知就是我们自己。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因此，“当我愤怒时，我自己就是愤怒本身；当我快乐时，我自己就是快乐本身；当产生某些念头时，我本身就是那些念头。自己既是守卫，也是访客。我既是自己的心，也是心的观察者。所以，重要的不是驱赶或执着于任何念头，重要的是觉知这个念头。心不强占心，心也不会把心赶走。心能够观察它自己。这种观察并不是对某种外在的独立于观察者的事物的观察。”

正念把我们“从无知无觉、心念散乱中解脱出来，让我们充分地活好生命里的每一分钟。正念让我们真正地活着。所以，最重要的时刻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在。现在是我们唯一能主导的时间。最重要的人永远是那个当下和你在一起、在你面前的人，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你是否还会与他共处。最重要的事，就是让身边人快乐，因为这就是人生所追求的。”这有点像尼采在《教育家叔本华》里说的——喜悦别人，智慧自己。或许，不论东西方，不论何种宗教信仰、何种文化，智慧都总是想通的。

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1版，2024年1月2印。总阅读量第1483本。

用了五天，草草读过一遍研究宋史的学者虞云国的《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需要缓一缓和换一换脑筋才能继续下一本。

从书架上随手抽了一本张启群《图文哲学101句》，原以为只是一本轻松消遣的小书，没想到这竟是一部世界哲学极简史，并且竟从里面找到好些自己平时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想法原型，甚至是原句。读完，合上书，自问自答：我是从哪本或哪些书里读到并记得和形成的那些哲学的想法的？谁知道呢？瞬间发觉自己原来是这么的哲学。这些想法和说法如：

老子是中国道家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然而其人其书的年代，至今仍无定论。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我说了十几年，但一直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现在知道，这句话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

每一位刚开始上我课的新生，都会遇到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看到一朵花开，那这朵花它是否盛开过？原来，这就是王守仁（王阳明）的“心外无物”。

“存在即是合理”，原来原话是“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说的。

“真实的谎言是存在的。如果是真实，那这句话就是谎言；如果是谎言，那又说明这句话是真实的。”原来这是罗素的分析哲学里的说谎者悖论。

“历史里没有真相，只有无限接近的真相。”原来我在历史课上常说的这句即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核心观念，传统观念中追求历史真相的不可能性。

“即使我们看到过一万只黑乌鸦，也不能就据此断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原来这即是波普的“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所有的理论都可以被推翻。”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怀疑一切，只有怀疑本身不可被怀疑。”原来这就是笛卡尔的“我在怀疑”。

《图文哲学101句》的题记说，哲学是思想的飞行器。当我开始思考“哲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我就已经无限接近于哲学了。

张启群《图文哲学101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9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82本。

韩侂胄被诛这次政变，实质上是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在对金的战与和问题上不同政治派别的一次激烈较量。对金和战是南宋政治史的一大主题，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政变派之所以必置韩侂胄于死地，根本用意在于以其之死作为向金乞和的筹码。也即是不惜代价，不顾国体迎合敌国苛刻的议和条件，乞求屈辱的和议。最终达成的嘉定和议，函首乞和是一主权国家的奇耻大辱。

一般而论，在君主政体下能以非常手段搞掉强权之臣的人，是最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威震人主的新权臣。在开禧、嘉定之际的政治冒险中，不仅韩党土崩瓦解，反韩联盟的原盟友也被史弥远各个击败，他成为了唯一的赢家。

史弥远专权，标志着南宋继韩侂胄之后又一个权臣擅政时期的开始。这时，距韩侂胄败死，仅只两年半。

在政治上，宁宗就像一个永远的孩提，始终要寻找强有力的保姆：即位之时，他依赖慈福宫太后和赵汝愚为他做主张；其后，他离不开韩侂胄这根拐杖；诛韩之时，他需要杨皇后把定主意；诛韩之后，他又放不下史弥远这支奶瓶了。宁宗不仅在遴选大臣方面完全缺乏明智的洞察力，而且连起码的君主统治术都不具备。史弥远专权局面的最终形成，宁宗有其不可推诿的责任。

史弥远专权的时间长于秦桧，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他的生前，公开的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在其身后，又引起后人“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的感慨。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继秦、韩之后，把权相弄政的手法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不像韩侂胄那样赤裸裸，而且比秦桧更狡黠阴鸷。在他的专权之下，从嘉定改元起，南宋王朝在金国垂亡之际，竟安于苟且偷安，进入理宗朝，他继续专断朝政，独相九年。等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专权流毒更深，为害更烈。史弥远死后七年，当蒙古铁骑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的数千里战线上向南宋发起全面攻击时，时人不禁长叹：“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酿成。”然而仅仅把责任推给权相，也实在是太过幼稚。

无论在嘉定和议之后短暂和平的日子里，还是在宋金战端重开的年代里，宁宗从未把军政作为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去认真了解过，深入思考过，切实行动过，更何况在这背后还有蒙古崛起的巨大阴影。南宋虽不是亡在宁宗之手，也是从他这里走向灭亡。

历史的走势一旦滑入了歧途，往往会一路滑下去。

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1版，2019年4月3印。总阅读量第1481本。

北伐的战幕是开禧二年（1206）四月下旬（6月上旬）拉开的。在此之前，陆游应召入朝任实录院同修撰，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久被视为主战派旗帜和歌手的辛弃疾和陆游被罗致，最令韩侂胄得意。韩侂胄的北伐之议因他俩的关系而声望陡增，但他们也因此遭受种种非议。

也许韩侂胄认为，既然已经争取到了辛、陆等主战派代表人物的支持，赢得了社会舆论，就没必要让辛弃疾分享自己唾手可得的大功业了。不久就解除了辛弃疾浙东安抚使之任，命他改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在北伐烽火即将点燃的前夕，又让言官借故将他劾罢。

待到北伐从三路出击到全线溃败，宋军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守不堪一击之时，韩侂胄又想到了辛弃疾。如今面对战既无力、和亦无方的局面，他准备以名位利禄将辛弃疾等知名人士笼络过来，为他支撑危局，分谤任咎。

开禧三年（1207）初春，朝廷颁诏任命辛弃疾为兵部侍郎：“朕念国事之方殷，慨人才之难得。”诏书当然是韩侂胄的意志。辛弃疾愤然表示：“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力辞新命，归居铅山。

同年二月，方信儒以枢密院参议官的身份带上乞和书函出使金国。九月上旬，方信儒返抵临安复命说金国要求五件事，说到第五条时不敢说。韩侂胄再三追问，方信儒才慢悠悠说道：“欲得太师头罢了。”韩侂胄闻语大怒。

韩侂胄当然不会以自己的头颅作为与金议和的筹码。然而，他既缺乏方信儒那样对金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又不可能用人得当、措施得力，凝聚起南宋军民之力构筑起一条抗金防线，只仍如过去一样，固执而轻率地宣称“有以国毙”，把整个国家捆绑在战车上同归于尽。

随着北伐的失利，韩侂胄的地位也开始动摇。这时杨皇后与史弥远结成同盟发动政变，由殿帅夏震出手，一鞭击杀韩侂胄。

韩侂胄被诛的消息公布后，临安民众歌舞于市。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令国家大伤元气，士民饱受祸害，人们犹如送瘟神一样欢庆他的死亡。然而，民众已经看出：诛韩并非皇帝的“英断”，只不过是对战争持不同政见的官僚派别之间的又一场权力斗争而已。

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改元诏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宁宗君相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道改元诏书颁布前四天，朱熹却被宁宗罢官出朝。庆历元祐梦还没有入梦，就倏然幻灭了。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种倾向，即强调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总认为只有自己的学说为正论，其它思想都是异端邪说，总希望天下只有自家一说的声音。朱熹理学也未能克服这一倾向。他们不愿意承认人心不同，见解各异，以道统自任，以严师自居，别白是否，毫不宽容。以这种态度去治学，至多引起不同派别间的讨论和争辩。但随着持这种门户之见的人越来越多进入官僚圈，问题就超出了思想学术的界限，他们以门户与道统为抑扬的标尺，虽主观上全出于至公，行迹上已涉朋党。

罢黜朱熹，揭开了庆元党禁的序幕。庆元党禁是党争，但却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和道学之争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竭尽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的力量给予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所声讨和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都是非颠倒了，善士相继坐绌，群小益以得志。士林败类自甘堕落，其博噬正人君子的凶残阴险远胜过一般鹰犬。

庆元党禁和韩侂胄专政使吏风士风迅速败坏。韩侂胄援引之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士林败类，多在庆元党禁中充当打手。另一类为无德寡能的佞幸小人，构成了嘉泰、开禧年间韩侂胄专政的台柱。于是一位毫无才智的庸弱之主，倚靠着一位不学无术的强权之臣，驾驭着一台腐败无能、破旧失效的官僚机器，支撑着一个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的国家，勾画出嘉泰政治的全景图。倘若如此以往，也许还能使这个王朝苟活得长久些。无奈权臣韩侂胄正酝酿着一个冒险的大计划，这无异于驱使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去参加一次力难胜任的高强度竞技比赛，而宁宗对这一冒险计划依旧缺乏主见与明断。

当陈傅良号泣攀裾、彭龟年额血染墀进行苦谏之时，叶适责备留正：“皇帝显然有病，父子相见，应等病愈。你却不遍告群臣，听任臣子轻议君父，可取吗？”留正无可奈何道：“皇帝确实有病，却讳言有病。每天内朝听政如故，这就是病。不过，人臣绝没有自己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

南宋末年，时人这样议论过宫风波：

大抵当时执政，无承平诸公识，不能以上疾昭示天下，镇静浮言。而朝绅学士率多卖直钓名之人。

作为孝宗信托的辅政大臣，留正明知光宗病症所在，却始终听之任之，一筹莫展，这不仅是“无识”可以解释的，恐怕还掺杂着“有私”，即利用这一局面稳稳地独掌相权。所以人一旦尝到权利的滋味，再要放下已是不可能，更何况是代天行事的皇帝。

至于在过宫风波中的苦言直谏者，则应从当时的文化角度来衡估：他们是以那一时代的伦理规范去要求他们的君主的，这种规范也是君主赖以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他们维护的事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其用心似乎无可厚非。对一个精神病者的苦谏，以今视昔，确乎无聊而滑稽。然而，症结在于：首先，在君主世袭制下，一个精神病者竟可以合理合法的君临天下；其次，在其君临天下时，臣民或只知其君而不知其病，或虽知其病而讳言其疾，把一出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从讽刺剧敷演为正剧。可悲！可叹！将天下和天下人系于一人而愚忠之闹剧的历史责任，以及世袭君主制这一制度的非理性于此可见。

在帝王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生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因为“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的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的只是一些鱼蟹和泥沙。

三个星期读了19本共一百多篇小说后，要读一点严肃的学术性著作，以免堕入单纯的休闲阅读中。

宋史专家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签名本，购于也闲书局。这是一本关于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关键时代的时代史，也可看作宋光宗、宋宁宗父子的历史传记。

历史传记不同于文学传记，必须具有史学著作的科学性，它虽允许在史料若断若续、若有若无处做出入情合理的推断分析，却容不得一点文学作品的虚构性。

历史学术著作，线索和引证原文都多，读起来慢，读一天，记一点，也不知道读几天，就记一篇是一篇。

在中国历史中，君主世袭专制政体有一个无解困局，那就是仅凭上代君主的个人审察与最终判断，在选接班人上难免出错，而一旦失误，往往殃及王朝命运，改变历史走向。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层面，否则难免坠入线性史观的皮相之见。

如论南宋还是其后王朝的专制政权，尽管一脉相承地都将新儒家（实际上主要限于程朱理学）尊为国家统治思想，却绝不会真正推行新儒学的思想架构（不过仅仅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宣传系统而已），在实用政治层面则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安顿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内涵。当理想建构的政治主张在专制君权下不可能“得君行道”时，新儒家一再寄望于前途未卜的未来；但自新儒学尊为官学后，任何背离君主专制的变革要求，在独裁体制那里却是绝无可能得。于是，南宋以后就始终呈现刘子健论述的局面：

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做正面的抗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专制历史，政统也罢，道统也罢，绝大的失败。

尽管这种趋势要到宋理宗朝才逐渐明显，经宋元易代而在明清愈发变本加厉，但其发轫却在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

如果把宋宁宗后期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的话，展现的全景则是：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无往不胜的西征和南侵，一方面是西辽、花剌子模的覆灭和西夏、金朝、高丽的乞和，而另一方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方面扼腕和忧心。

实际上，在勃兴的蒙古马背文明面前，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光宁之后，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主要原因并不在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理缓冲，在于蒙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